我1953年考进复旦大学数学系，当时复旦数学系在全国很有影响。1956年夏天，我是大三学生。国家的发展正需要计算机，为此高教部抽调有影响的高校如中山大学、武汉大学、南京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数学系四年级学生去学习计算机。到北京后，美国的一批计算机专家给我们上课，他们都是高级工程师和研究员，实践经验很丰富，工作能力很强。北京计算所称我们这批人是中国计算机方面的黄埔军校第一期。
参加培训两三个月后，时任中科院数学所所长兼计算所所长的华罗庚出题考我们，复旦五人参加考试，结果都是前几名。我记得华罗庚给我们出了一个题目，一个高等数学中求极大极小的问题，他通过简单的提问，一步一步简化问题，并用初等数学方法解决了这个高等数学的问题，所以他对问题理解得很深，很复杂的问题到他这里就变得很简单。我还听过钱学森的课。他上课提纲挈领，表达得很清楚，深入浅出，像我从中间插进去听一课，也能听懂。
在京培训三个月后，高教部把我们转进北京大学，作为计算所四年级的学生。北大毕业后接着去中科院进修。1958年从复旦、师大、师院三个学校的数学系调一百多名二、三年级学生，在复旦成立一个计算数学训练班，我被从中科院抽回来当老师，提前回到复旦搞计算数学。
刚刚大学毕业的我起初不太会上课，有时45分钟的一节课，我35分钟就讲完了。后来逐渐积累经验，就能很好地控制上课进程了。两年后这些学生毕业，大部分在上海华东计算所等单位，后来都成了这些单位搞计算机软硬件的元老和顶梁柱。而我们这些老师和留下的部分学生成立了复旦大学数学系计算数学教研室。
1977、1978年从美国来了一批专家，讲授计算机方面的课程，我在清华听了两年课。学得很轻松，上午听课，下午帮国外专家做辅导老师，晚上有空就去体育馆打打乒乓球。后来把学到的数据结构、数据库、编译原理等计算机课程带回复旦。
只有深透理解内容且了解国内外相关领域的前沿动态才能上好课。首先，教师须对上课内容理解得很透，像华罗庚那样，明明是高等数学问题，他对其内在的东西和相互之间的联系非常清晰，可以变为初等数学问题加以解决，这样教起来能融会贯通，这就是好的教学方法。
当年实变函数是陈建功院士上的课，他的课上得非常好，上课时就拿一个小纸片，每句话都相当于一个定理，他上一节课，我们往往用三、四节课来复习、证明和推导。
另外，就是一定要有科研能力，上好课的前提是比较清楚当前有关领域的发展情况。我们数学系的人，如果科研上不去，则教学也不容易上去，因为不了解新东西，不了解整个发展。
大学生、研究生、博士生必须要学习先进或比较先进的东西，一定要有相互交流。所谓发展，一定要对国外的动态了解，那科研就容易上去了。记得在1962年，那时刚开始跟美国交往，看到一个类似于哥德巴赫猜想的问题，我们跟美国同时做，但我们证明出来还没有发表，他们先发表了。当时以为他们先出结果，我们就失败了。实际上同样的结果用不同的证明方法也有意义。所以要搞好教学、科研一定要了解国外的情况，这样有较高的眼界和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