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老”,是我们复旦大学几代同仁对苏步青老校长的尊称。1955年进入复旦大学之前,我只知道三位复旦教授的名字。
在读初中时,有一位喜爱文学的同学很得意地向我炫耀他正在读的一本书,叫《修辞学发凡》,我发现完全看不懂,但记住了这本书的作者的名字:陈望道,一位中国语言学的大师,复旦大学校长。
1955年夏天,我接到复旦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后,就联系上了一位同学的哥哥,他是复旦大学数学系的学生,我请他介绍学校的情况。他说复旦理科最知名的教授就苏步青和陈建功两位先生,于是我又记住了这两位。
很荣幸,到复旦第二天就见到了苏先生,那是在登辉堂(编者注:今相辉堂)召开的全校新生大会上。那时苏先生是教务长,主持大会并做了总结。他说:“你们从全国各地到上海来,生活上要好好适应。出了校门就是邯郸路,路上的车子不多,但开得特别快,大家过马路要非常小心,先看左面,后看右面。”
听了这一席话,对于苏先生,我心中除了崇敬之外,更多了一份犹如对家中长辈的亲近之感。一年后,苏先生就被任命为复旦大学副校长。
1964年我和同事李文俊一起研制多年的光散射仪成功了,基于这个先进仪器我们研究高分子溶液性质的学术论文在《高分子通讯》上发表,这是我们教研室第一篇独立发表的学术论文。
初战告捷,我们对未来发展满怀憧憬。我们到高桥化工厂“联系生产实际”寻找课题,最后选定了用Ziegler-Natta(齐格勒-纳塔)催化剂制备聚丁二烯合成橡胶。
课题刚启动,就遇到了一个难题。我们查阅文献时发现,这个领域的权威就是意大利的Natta教授,刚刚在1963年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
他的文章对我们太重要了,但是对我们最有帮助的、报道了详细实验条件和步骤的一篇文章是用意大利文写成的。当时我们真犯难,意大利文是“小语种”,估计很难找到能翻译的人。
天无绝人之路,我的同事小朱说,他在数学系工作的中学同学小曹和他讲过,苏步青先生不仅是数学大师,也有语言天赋,会六七国语言,其中就包括意大利语,这给我们带来了希望。但想想,我们这些无名小辈竟然要自己的校长、顶级学术大师为我们当翻译,也太不合乎常理了,但我们实在舍不得放弃这唯一的机会。
于是我们就请小曹先向苏先生试探一下。不料苏先生很爽快地就答应了。我和小朱手捧厚厚的杂志合订本,心怀忐忑地去子彬院(600号楼)的苏先生办公室。
一见面,苏先生亲切和蔼地招呼我们,直奔主题,说:“你们给我出难题了,我的意大利文并不好,有多年不用了,又不懂你们化学的东西,恐怕翻译不好。”
可能由于第一次和学术大师近距离接触,有点兴奋,我竟忘了向苏校长百忙中抽空帮我们翻译表示感谢,而是傻乎乎地回应说:“没有关系,这个文章中化学的名词跟英文也差不多,我们可以猜出来。”他说:“那就好,我们一起合作吧!”
他先打开文献浏览了一遍,接着就从头开始,一句就一句地口译了起来,遇到化学词汇,我就插话补充。遇到不确定处,苏老抬起头来,问问我们的意见。就这样,我把苏先生的口述一字一句地记录了下来。大概花了两个小时,苏先生耐心地为我们完成了文章的翻译。我们当然很开心,向苏先生道谢后就告辞了。
这是1965年秋天的事情。后来我有点后悔,当时怎么没有想到问问苏先生,意大利语在我国懂的人不多,他是留学日本的博士,怎么学会的呢?
直到60年后我读了《苏步青传》(王增藩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25)才知道,这里确实有个很有趣的故事。
1924年春天,苏步青考入了日本东北帝国大学数学系。他发现许多几何学的经典著作都是用意大利语写成的,于是萌生了学习意大利语的愿望,但在日本教意大利语的学校很少。
他碰巧听说大学附近天主教堂里的神父是梵蒂冈派来的一位意大利人,他觉得这是个好机会。为了接近神父,他多次进入教堂,引起了神父的注意。相互熟悉以后,苏步青提出要神父教他意大利语的请求,那时神父已经年迈,正在物色接班人,他看中了这位“虔诚”的年轻人,就答应了,而且要他每天晚上到神父家听课。
经过三个月的紧张苦学,苏步青的意大利语果然大有长进,看数学专业书籍已经没有问题了。他心怀感激地向神父表示,自己专业学习紧张,就不再来教堂向他学习意大利语了。
神父大为惊讶,说:“孩子,你错了,只有宗教才能救人类。”苏步青回说:“只有科学才能造福人类。”神父无可奈何,答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宗教,你把数学当作自己的宗教。孩子,你去努力吧!”
1978年7月,苏老被任命为复旦大学校长。我清楚记得,在一次全校大会上,苏老说:“我今年已经76岁了,我什么也不怕了!到本世纪末,还有二十几年,我要拼命努力,看到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一天!”苏老的讲话可谓振聋发聩,我们听了无不感动,苏老在我心中的形象愈发高大了。
江明(中国科学院院士、高分子科学系教授)
原载于“旦苑晨钟”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