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2日，复旦上医文化讲堂“我认识的汤钊猷医生”主题讲座在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举行。新闻学院教授张力奋携其历经三年半潜心打磨、二十余次深度访谈写就的《我的九十六年：汤钊猷医生口述史》，带领近200名师生走近中国工程院院士、我国肝癌防治事业的开拓者与领路人汤钊猷医生，感悟这位中国肝癌防治事业开拓者波澜壮阔的医者岁月。
这场口述史缘起于张力奋旅英时结识的医学记者兰迪（Randi Hutter Epstein）的推荐。然起初，汤钊猷对口述史的邀约是拒绝的。在他看来，他和团队只做成“两件半事”，没有更多可说的。他口中的“两件半事”，则是填补了肝癌治疗空白的小肝癌研究、不能切除的肝癌缩小后切除，以及肝癌转移复发后的研究。但在张力奋坚持下，汤钊猷才应允：“如果你不感到浪费时间，我也不反对。”
三年间，张力奋先后开展二十多次采访，累计超40小时。为了还原细节，他多次走访汤钊猷在上海70年间居住过的五处居所，并寻回诸多珍贵史料：母亲百年前的毕业文凭、1961年的科教电影剧本、1962年的显微血管外科放大眼镜，以及一部尘封六十余年、在三平米厨房的木板上写就的二十万字科普手稿。这些独家史料让口述史格外厚重。
身处那样艰苦的年代，汤钊猷的成就，几乎都不是最初的主动选择。在甲胎蛋白（AFP）用于肝癌早期筛查的设想提出之初，无人愿意配合。团队在启东调研一年，才说服一位农民接受手术，术中靠手摸到枣子核大小的硬块。此后两三年间，汤钊猷与同事完成134例手术，证明验一滴血可在症状出现前6至12个月诊断肝癌，切除后5年生存率超60%。
讲座现场，汤钊猷通过视频分享，自己的第一篇论文被沈克非教授改得满纸红字，这让他深刻铭记“科学论文不能用‘大概’”。汤钊猷先后指导24名博士生完成毕业论文，4篇获评全国优秀论文。他始终保持勤勉治学的习惯，中青年时，他手录上万张阅读卡片。无论何种场合，他的口袋郦总揣着几张纸随时记录。
在医学尚不发达的年代，看着手下肝癌病人一个个死去，很多同志感到无望，有一些改变了专业方向。他说他不能走，必须坚持下去，找到治疗的出路。讲座当天，汤钊猷托张力奋带来题字：“严谨是基础，知识面是背景，创新是人生追求，人文与科技相辅相成。三十岁前后贵在不知天高地厚，与研究生共勉。”
与现场读者互动时，谈及青年学子普遍面临的成长迷茫，张力奋分享汤钊猷的感悟：纯粹的热爱与恒久的好奇心最珍贵。汤钊猷寄语在场学子，身处选择多元的时代，更要保持好奇心、享受选择的自由。
褪去院士光环，生活中的汤钊猷极度自律。他对中医兴趣浓厚，夫人李其松是“西学中”第一批学生，两人常年探讨，深刻影响其医学理念。他跳出“攻克癌症”的绝对化认知，提出与癌症长期共存、将大肝癌转化为小肝癌的辩证思路。
汤钊猷自己经历过多次误诊，换位思考加深了他对临床治疗的质疑与反思。张力奋由此道出新闻与医学的共通内核：二者都必须扎根现场。一名医生承载的从来不止医学技术，更是有血有肉的人间，靠的是实打实的真本事。
通讯员 雷睿颖 陈思宇
来源：医学宣传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