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选择医学，深耕医学，从进入复旦上医的那一刻起，年轻的肩膀扛起使命与担当。为人群服务，为强国奋斗，“复旦上医”官微陆续推出优秀医学生故事。
从本科生到博士生，在复旦上医一路“升级”是什么体验？ 这次，让我们一起来看看2026年度校学术之星“特等奖”获得者、上海市优秀毕业生蒋罗颖的“医”路之旅。
在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蒋罗颖亲眼见证过一个令她终生难忘的时刻：一个两岁多的先天性耳聋患儿，在基因治疗一周后，第一次对声音做出了反应。从完全无声到能听见日常对话，孩子的母亲从满脸焦虑到喜极而泣。
2025年，一位来自印度的先天性耳聋患儿家属联系到课题组，表示他们的孩子两岁多，听不到声音，也完全不会开口讲话。十天中，蒋罗颖与患儿家属互通了四十多封邮件，向对方详细介绍临床试验方案、治疗流程与后续随访安排，解答跨国就诊的各类疑问。“毕竟要跨越这么远的距离过来，刚开始他们可能还有一些不安。”但在团队的支持与帮助下，他们在两周内便下定决心来到上海接受治疗。
治疗结束一个月后，孩子接受听力测试。曾经完全沉寂的孩子，第一次对声音做出了反应，并且恢复到能听清日常对话的水平。孩子的母亲激动得说不出话来。“一家人曾经为了这个孩子四处求医无果。但现在孩子治好了，他们对我说，觉得一切都值得。”蒋罗颖说道。
后来的随访中，蒋罗颖一次次看到这一家人的变化。刚来时的满脸焦虑早已不见了踪影，取而代之的，是一家人踏进诊室时的欢声笑语。
“我们最大的愿望，就是让听障人士重回有声世界。”蒋罗颖说，“这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也能改变一个家庭的命运。”
2026年，印度先天性耳聋患儿基因治疗后，一家人于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后花园玩耍
一个朴素的选择，到离患者最近的地方去
本科阶段的蒋罗颖学业成绩优异，专业排名位列年级第一。保研时，她选择了复旦上医的耳鼻咽喉科学方向。
这一选择，源于她对领域前景的清晰判断。在大四接触科研训练时，她便注意到，基因治疗正在为先天性耳聋这一困扰我国数百万家庭的疾病打开新的可能，既有巨大的未满足临床需求，又有从基础研究走向临床转化的明确路径。在她看来，这是最能将科研价值与患者需求紧密结合的方向之一。
“学科热门与否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这条路能不能通向患者最迫切的需求。”蒋罗颖说，“我的初衷很简单，就是让听不见的人能够听见。”
成为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的研究生后，蒋罗颖跟随舒易来教授与何英姿研究员，开始了系统性科研训练，核心课题是开发出针对特定耳聋基因的有效治疗药物。
然而，通向答案的路远比想象中崎岖。条件性基因敲除小鼠配种复杂，基因鉴定十分耗时。“我的基底膜培养反复污染，目的蛋白始终染不出来。”回忆起做实验的点点滴滴，蒋罗颖也不由得苦笑，“最令人崩溃的是，一种小鼠模型做了半年，纯黑的鼠养着养着生出了棕色小鼠，才发现是供应商保种时把两个品系混在了一起。只能重新纯化，配满十代，又是半年。”那一年多里，她没有取得任何一项“看得见”的成果。
“虽然实验没有取得进展，但我一直在‘曲线前进’。”面对实验的反复失败，蒋罗颖逐渐建立起来一种百折不挠的信念。“我遇到问题就去解决，自己解决不了就去请教导师和同行、去深入查阅文献，此路不通，就换一个思路再试，总有能成的。”
实验停滞的日子里，她没有让自己停下来。2021年，蒋罗颖系统总结了前庭毛细胞损伤机制与保护策略，以第一作者在《毒理学档案》(Archives of Toxicology)上发表综述。两年后，她又完成了一篇万字长文，系统梳理遗传性耳聋基因治疗的三大策略及临床转化进展，发表在《分子治疗》(Molecular Therapy)上，成为该领域内研究者的重要参考文献。这些工作，看似是实验受阻时的“迂回”，却让她对整个研究领域的发展现状与方向有了更透彻的理解。
蒋罗颖在学术会议汇报
从实验室到病房，把答案带给等待的人
硕士阶段的积累，为蒋罗颖铺就了通往博士阶段的台阶。尽管基础实验屡遭挫折，但她在反复试错中掌握了扎实的实验室技术，在文献梳理中建立起了对耳聋基因治疗领域的全局认知。凭借这些积累和坚定的科研决心，她通过转博考核，跟随舒易来教授攻读博士学位。
于是，蒋罗颖的研究重心从基础药物研发向临床转化的自然延伸，这也是团队研究路径的一部分。在完成药物机制探究和动物水平的安全性与有效性验证后，推动成果走向临床应用，本是这些研究的题中之义。对蒋罗颖而言，这意味着她不能只与细胞和小鼠打交道，还要兼顾伦理审批、方案设计、患者入组、长期随访、多中心协作的完整临床试验体系。
“从基础到临床完全是两套逻辑，基础研究是在实验动物身上完成的，但临床试验面对的都是真实的受试者，需要考虑方案的科学性，也要考虑患者的权益和安全。”面对陌生的领域，她每周固定时间学习临床试验相关知识，再将学到的内容立刻应用到正在推进的项目中，边学边做，知行并进。
新的挑战接踵而至。团队需要将单中心临床试验拓展至全国多中心，覆盖协和、华西、湘雅等7家分中心。而在此之前，整个团队尚无多中心临床干预性研究的经验。分中心伦理怎么过？各中心标准怎么统一？培训怎么做？对蒋罗颖来说，一切都要从头摸索。
蒋罗颖先将任务逐层拆解，锁定最关键的限速环节。同时，她与团队成员分工协作，同步推进合同对接、受试者检查准备等各项工作。最终，在严格遵循伦理审批全部规范的前提下，这个按常规流程可能需要半年才能走完的周期，在一个半月内就完成了从方案确立到首例受试者给药的全部工作。
“这段经历让我更深刻地理解了合作的意义。人的时间有限，要回答重要的临床问题，需要和更专业的人一起把事情做成。”从独自埋头于实验台前，到调动一支多中心团队协同推进一项临床试验，这种转变带给她能力的拓展，也加深了她对科研的理解。
蒋罗颖在实验室工作
成长，是为了更好地回应患者的期待
2026年4月，这项遗传性耳聋基因治疗多中心临床研究成果在线发表于《自然》（Nature）。蒋罗颖是该论文第一作者，负责临床文件撰写、项目整体运营以及多机构、多团队的协调对接。该研究覆盖8家三甲医院、42名患者，受试者年龄从9个月到32岁不等，随访长达2.5年。数据显示，整体治疗有效率达90%，在随访满2.5年的有效患者中，100%能够听清日常交谈，57%可以捕捉图书馆级别的轻微背景音。这一结果，也打破了“基因治疗对成年先天性耳聋无效”的国际固有认知。
本科时，蒋罗颖曾在日志里写下这样一句话：“实现梦想一定很酷，变成自己想要的样子一定很燃。”多年后再翻出这句话，她说，自己算是做到了。不在于发表了多少论文，而在于她依然走在那条最初认定的路上。“我希望自己能一直做对患者有意义的事。现在，我就在这条路上。”
回望从本科到博士的科研之路，她对“卓越”有了与从前不同的理解。“我曾经觉得，什么事都要做到百分之百。但现在我明白，真正重要的，是把最深的投入留给那些最值得回答的问题。”而在她心中，最值得回答的问题从来只有一个：如何让更多听不见的人，重新获得声音。
谈及未来，她希望在现有临床研究基础上，继续推进先天性耳聋的药物研发和临床转化。“每个基因有自己待解决的问题，不是复制粘贴就能做好的。基础问题要解决，临床问题也要解决，这条路还很长。”
蒋罗颖生活照
科研需要耐心和长期投入。正如她所说：“不是每一步都会立刻看到回报，但积累到一定阶段，就会发生变化。”从实验室里一次次失败的积累，到病房里亲眼见证患者重回有声世界，蒋罗颖用亲身经历印证了这个朴素的道理。而未来，这位年轻的医者还将继续深耕先天性耳聋的临床转化研究，用科学的力量为更多家庭叩开声音的大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