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中，中文学科具有重要的社会地位和育人功能。它植根于汉语，是深刻理解中华文明特性的基本结构单元，是把握中华文脉、推动“第二个结合”向前发展的基础性学科。
当前的中文学科发展要回应时代之问，要建设“以标识性概念、原创性理论为主干的自主知识体系”，其根本路径就是遵循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所指明的思路：“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这一根本路径，内在地要求中文学科必须处理好四对关系，即文献与理论的关系、本土与西学的关系、当代与传统的关系、技术革新与人的主体性的关系。
一是文献与理论的关系。标识性概念与原创性理论是自主知识体系的主干，但首先需要梳理的是知识体系的发展脉络，只有梳理清楚自古而来的本土知识脉络，掌握了家底，才能在此基础上提炼概念、创新理论。我国中文学科一直有良好的文献整理传统，比如由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统筹的“七全一海”工程，先后推出了《全宋诗》《全宋文》等大型文学总集，大大推动了相关学科的深入研究。就复旦大学来说，近二十年来中文学科资深教授领衔的大型文献编纂就有裘锡圭《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王水照《历代文话》、陈尚君《唐五代诗全编》、黄霖《历代小说话》等，这些文献为相关学科理论创新提供了扎实基础。
文献整理是深化研究的前提和基础，但不是研究的最终目的，它指向的是对传统的体认，最终应该为学科的理论化提升服务。以王水照先生所编《历代文话》为例，该书2007年出版后，直接带动了“中国古代文章学”学科的研究，一批研究论著诞生，并以此为契机推出了“复旦古代文章学研究”系列丛书，尝试在理论上加以系统提炼。
二是本土与西学的关系。中文学科是建立在母语基础上的学科，它天然地与本土话语体系密切关联。这些年大家已充分认识到，像“文学”这样的学科，其基本概念是不能照搬西方的。比如什么是“文学”，什么是“小说”，什么是“叙事”，这些大家习以为常的概念，中国本土的和西方的就具有巨大差异。西方的“文学”强调抒情、形象，而中国的经史子集，四部之中都有“文学”，尤其是中国古代的文章，从来不以抒情、形象作为衡量标准。中国古代的文章是植根于传统的礼乐制度、政治结构和社会网络，其应用性极强，单纯为抒发个人情感而写的作品占比较小，也非主流，更多的则是指向具体的政治、社会、文化活动的作品。比如我们所熟悉的古文经典《过秦论》《出师表》《滕王阁序》《醉翁亭记》等，无一不是具有强烈实用性的文章。从这一点来看，如果套用西方的“文学”理论，而把这些作品排除在“文学”之外，显然是不合适的。要建立中文学科的自主知识体系，就是要从中国古代传统实际出发，发掘中国人自身理念中的“文学”观念，建立起“中国的文学学科”，而不仅仅是“中国文学的学科”。
三是当代与传统的关系。中文学科是一个与古为新的学科，这个学科从诞生以来就不是沉溺于故纸堆之中的。其中“融化新知”，就是对文化传统与当下建设关系的思考。复旦中文系建系确立的办学宗旨便是“整理旧文学，创造新文学”。在“两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的指引下，中文学科积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所谓“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中文学科从不画地为牢，“新大众文艺”的提出就是一例。我们只有处理好当代与传统的关系，才能拓展文学的边界。在我看来，一切通过语言和文字来表达人类情感、意志的东西，都可以是文学，也就都可以成为中文学科研究的对象，像大家所熟悉的脱口秀、短剧、短视频，无不可以纳入文学研究。传统在当代可以继续焕发生机，而新的文学形式也应该纳入我们文学研究的脉络之中，成为中文学科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源头活水。
四是技术革新与人的主体性的关系。人工智能时代，大家对文科的前景表现出一些担忧。无视AI的冲击，固然是掩耳盗铃式的自欺欺人；但视AI为洪水猛兽，惶惶不可终日，唯恐避之不及，显然也过于消极。中文学科的根底是母语，只要承认语言是思维的工具、文字是文明的根脉、表达是人的内在需要，那么中文学科就永远有其价值，在这一点上，中文学科当有战略定力。重要的是，如何适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将技术引入文学语言的研究。数字人文方兴未艾，AI技术的引入可以带来许多研究范式革新。比如借助全国古籍普查登记基本数据库的建立，以及各大图书馆古籍数字化上线的契机，当前古籍整理已经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目录调查方便快捷，善本阅览足不出户，原来三个月才能完成的工作，现在可能只要一个星期就完成了。与此同时，OCR（光学字符识别）技术的成熟，以“识典古籍”为代表的古籍整理系统的完善，大大解放了原来用于文字录入的劳动力，成倍地提升了古籍整理效率。我们应当积极利用技术带来的便利，服务于当下的学术研究。当然，在此基础上，仍然要坚持人的主体性，“文学是人学”的命题依然有效，文学研究就应该更多地关注人的情感、想象、审美，这是任何外部技术都无法取代的。
未来，我们要进一步厘清上述四对关系，将文献与理论并举，借鉴西方以建构本土，从传统而介入当下，用技术赋能人文。只有把这四对关系处理好，中文学科的自主知识体系建设才能够立得稳、走得远。
（作者为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系主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