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遵义市红军烈士陵园青松堂入口，“浩气长存”匾额高悬。堂外，苍松翠柏环绕。红军长征中，在遵义牺牲的烈士埋骨于此，其中绝大多数为无名烈士。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分子考古实验室文少卿团队从12例遵义无名烈士被焚烧过的遗骸中成功提取DNA，为这些无名烈士的寻亲提供可能，并基于AI考古技术，为在红军长征中牺牲的军团级将领邓萍烈士复原生前容貌。
寻亲：“烧骨的DNA鉴定是世界级难题”
1934年12月，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进入贵州。据统计，3000余名红军将士英勇牺牲，永远长眠于遵义。
2024年，受遵义红军山烈士陵园委托，文少卿团队接过一项沉甸甸的使命——为16例遵义烈士遗骨进行DNA鉴定并寻亲。
近年来，团队多次用科技考古手段为烈士顺利寻亲。但此次鉴定工作仍让他们感到棘手。“烈士遗骸被松油浇淋后焚烧，烧骨的DNA鉴定是世界级难题。”团队介绍，高温会导致DNA断裂成极短片段甚至完全降解，DNA片段越短，提取和测序的难度越大。
前期，团队研发了针对烧骨的实验方案并成功获取DNA，为国内乃至世界首创，也为这次烈士遗骨的成功鉴定创造了可能。
2024年7月，团队在遵义市红军烈士陵园青松堂完成了16例烈士遗骨的取样工作。“样本都是烧骨。”团队成员许怡冉介绍，样本的颜色为黑色与灰白色，其中灰白色部分焚烧较充分，保留的DNA更少，提取难度更大。
为此，团队改良了原有方案，先优化能够吸附更小片段的硅基磁珠体系对DNA进行提取，然后采用最为稳健的单链文库构建法构建全基因组文库，最后选用在基因组水平的1240k探针与线粒体全序探针对文库进行多轮液相探针捕获。
“这些方法更有利于短片段的富集、扩增和捕获纯化。”文少卿说。
最终，团队获得14例DNA数据，与1240K数据集比对后，可用位点均在1万个以上，可以满足基本的复杂亲缘关系推断，其中三个样本属于同一个体。
这意味着，12位遵义烈士寻亲有望。
“复现”：“27岁军人的面庞棱角分明，目光坚定”
面容清癯，但眼里有光——这是团队“复活”的邓萍烈士动态影像。
时光倒流至1935年2月，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邓萍在攻打遵义城时主动请缨，担任前锋，壮烈牺牲。
邓萍长什么样？多年来，只有一幅根据战友回忆所绘素描画勾勒了他的生前形象，黑白且模糊。“作为在长征中牺牲的红军高级将领，邓萍没有清晰画像传世，这是遵义红军山烈士陵园工作人员们的一大遗憾。”文少卿介绍。
随着AI技术与考古学科结合，这个遗憾迎来了转机。
2024年秋季学期，“AI考古”课程正式开设，由文少卿和计算与智能创新学院教授钱振兴和金城共同授课，致力于深度探索人工智能与考古学的交叉创新。
课堂上，学生们依据自身兴趣完成一系列作品，“涵盖各类AI考古小工具，例如可将文物纹饰直接转换为线图、对陶瓷器和金属器等文物进行鉴别等；还包括各种文博考古产业转化应用，如AI辅助文创设计、展览画作的可互动视频生成等；此外，还有各种公益类作品，如佛像头部修复、老照片修复与历史场景视频生成等。”文少卿说。
邓萍烈士的形象复现工作便是“AI考古”课程的成果之一，由课助教博士后龚沛朱和计算与智能创新学院硕士生汪圩嘉共同完成。“AI不是创造一张不存在的脸，而是在有限的历史影像和文献基础上，生成一个经得起考证的、有时代质感的面容。”这是文少卿对他们提出的建议。
据汪圩嘉介绍，整个“复现”工作分四步走，历史资料搜集与考证是关键的第一步。他们搜集了邓萍烈士存世照片、文字描述和相关影像资料，查阅了战友对他外貌的回忆文字、他牺牲时的年龄和体征记录，以及家族成员的影像资料。
第二步是AI面貌生成与反复迭代。由于参考数据有限，他们采用“文字引导为主、图像参考为辅”的混合策略，让AI 在有限信息中找到合理的面部特征分布。为了还原时代感，他们在提示词中反复加入年代特征的具体描述。把每一张生成结果与战友的文字描述以及同时代物品进行交叉比对，“这是整个项目最费时间的环节，但保证了真实性。”
有天深夜，模型终于生成了一张图，“一张27岁军人的面庞，棱角分明，目光坚定，嘴角微微上扬的弧度还带着没有完全褪去的少年气。”这次，汪圩嘉觉得“对了”。再经过场景复原与历史还原和AI 视频生成，邓萍烈士终于从历史档案中走出。
“AI考古”课程彻底改变了汪圩嘉对人工智能的认知框架。“技术依然具有严肃的社会价值，英烈复原项目没有商业模式，但是让技术有了真实的、可以被感受到的意义。”
缅怀：“感谢你，无名的英雄！”
“那时的我不懂什么是信仰，只觉得有一股‘倔强’——这种在绝境里咬着牙往前冲的劲儿，后来在自己熬夜工作，学习受挫时突然懂了。原来，我们骨子里的‘不认输’，早就被长征路上的草鞋踩进了基因里。” 由分子考古实验室团队成员亲手书写的明信片，承载着33份寄语安放在青松堂内，既是缅怀，也是接力。
汪圩嘉还记得成功复原邓萍烈士面貌的那一夜。“我突然意识到一件事情——在宏大叙事背后，站着的是一个同龄人。邓萍牺牲时27岁，他本可以有漫长的人生，但他选择在遵义城墙下匍匐侦察，然后再也没有起来。‘英勇牺牲’这四个字不再是课本上的表述，变成了一张具体的、年轻的脸。”
在遵义烈士的寻亲之路上，获取DNA数据只是一个开始。
“遵义烈士遗骸DNA片段长度是30-40bp，已经是后续分析的极限，数据库无法支持烈士寻亲。”团队正联合央视《老兵你好》栏目，呼吁更多疑似亲属来寻亲比对，“这是烈士回家的唯一途径。”
本报记者 李斯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