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指抚过墨香犹存的新书封面，我国著名佛教学者、复旦大学出版社编审陈士强停顿良久，眼眶微润。这一刻，距离他立下宏愿编撰《大藏经总目提要》这部佛典巨著，已过去整整四十三年。
“这是一项前所未有的学术工程，其中的艰辛难以言表。但不管如何，我都会以人生余力，将此书继续写下去。”回望半生孤身治学的征途，这位将至耄耋的老者几度动容，难言哽咽。
5月21日，由复旦大学与上海古籍出版社共同举办的《大藏经总目提要》新书出版座谈会在复旦大学子彬院召开，10余所高校、科研机构、出版社的30余名专家学者，一同见证这一传世之作的最新篇章。
作为我国佛教历史文化古籍整理出版的重大成果，《大藏经总目提要》既是陈士强四十余载深耕佛典文献的集大成之作，也是我校人文学科建设的里程碑式成果，是我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以实际行动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和重要贺信精神的生动体现。
复旦大学党委副书记方明，上海市社联党组书记、专职副主席王为松，上海古籍出版社党委书记、社长吕健，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党委书记袁新，复旦大学出版社总编辑王卫东，陈士强先后致辞。复旦大学文科科研处处长顾东辉主持会议。
会上，与会领导向复旦大学图书馆、哲学学院及复旦大学出版社赠书。
43年独坐冷板凳，破译千年“天书”
著名史学家范文澜曾说，不懂得中国佛教，就不能真正懂得中国的思想史、哲学史、文化史。
汉文《大藏经》，汇聚历代汉译佛教经律论与本土高僧著述，卷帙浩繁，是中华文化和人类文明的瑰宝，不仅深刻塑造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与发展脉络，更对东亚文化圈乃至世界佛教研究产生了跨越时空的深远影响。
然而，这批源自古印度的历史文献体系复杂、版本众多、规模庞大，而且多无标点、无注解，文句古奥，术语繁复，犹如一座难以逾越的壁垒，横亘在今人与古人之间。
1983年8月，在阅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时，陈士强心生感触，发愿编撰一部集目录、版本、提要、资料和考订于一体的佛学工具书。
这一写，便是四十三载。
“我倾尽毕生心力梳理佛典文脉，就是不希望千年传世经典沦为今人读不懂的天书。”一席肺腑之言，道尽半生坚守。
这部巨著始于199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佛典精解》，自2007年起更名，随后分批次陆续面世。其中的各藏，先后入选“国家古籍整理出版‘十一五’重点规划项目”“2011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2025年度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资助项目”等。此前已出版精装本十卷，深受海内外学界的广泛赞评，已入藏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
此次发布了《经藏续编》三卷，标志着《大藏经总目提要》正式形成“四藏一编”架构，全书共十三卷、约670万字，收录佛教典籍1473部8246卷，是迄今为止中国佛典研究领域最权威、最完备的工具书。
学界常将此书与古代《开元释教录》、近代日本《大正藏》索引相提并论。陈士强认为，海外相关研究虽起步更早，但我国在佛教文献研究领域已取得长足的进步。
“我不是只做某一个版本的大藏经提要，而是把宋元明清至近代所有版次全部汇总起来，做成一部真正集大成的佛学工具书。”陈士强介绍，丛书对每一部典籍的名称卷数、译撰源流、版本沿革、篇章结构、思想要义等逐一细致解析，兼顾源流梳理、异文勘校、史实辨正。
在整套体系中，《文史藏》是最具匠心的独创板块。它跳出传统经、律、论的划分框架，以历代中国历代学者撰述为主体。“以前研究多侧重汉地佛教，藏传佛教等宗派、史籍基本空缺，我特意全部补进去。”陈士强认为，中华民族是一家，汉藏佛学理应互通有无。
佛教发展可分为原始佛教、部派佛教、大乘佛教三个阶段，后人把前两者统称为小乘佛教。此前出版的《经藏》只做了小乘经藏的解说，这次新出的《经藏续编》收录了全部大乘经藏，大小乘合璧，终使整套大藏经齐全圆满。一大批尘封数百年的古本佛经，由此得以破解。
从一张白纸到潜心研究，用业余时间写出大部头
身为一名从1984年就进入复旦大学出版社工作的编辑，为何会扎根佛学研究四十多年，成就如此煌煌巨著？
这一切，都与陈士强在复旦大学的际遇息息相关。
1949年，他生于浙江诸暨。1969年，他远赴黑龙江呼玛县插队，生火做饭、劈柴挑水，打理百余名知青的日常膳食，被大家亲切称作“司务长”。艰苦的插队岁月，沉淀下他坚韧不拔、持之以恒的底色。
1973年，作为工农兵学员，陈士强被推荐进入复旦大学哲学系。“我来复旦之前，家里没有任何人信奉佛教，自己对佛教文化更是一无所知，完全是一张白纸。”他说。毕业后，陈士强留校任教，担任学生指导员。
复旦的佛教学研究文脉绵长、积淀深厚。老校长陈望道1931年出版的《因明学》，是中国学术史上首部以白话文解读佛教因明逻辑的专著。
1963年12月，毛泽东主席对加强宗教研究、组建宗教研究机构作出重要批示，指出，世界三大宗教至今影响着广大人口，我们却没有知识，国内没有一个由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研究机构。途经上海时，毛泽东会见周谷城、刘大杰两位复旦学者，明确指示我国高校要重视宗教研究、开设相关课程。
响应这一指示，复旦大学迅速布局，成为国内最早系统开展宗教教学研究的高校之一，文史哲各有侧重、交融并进——哲学系在中国哲学史课程中专门增设佛教板块，邀请严北溟等学者主讲；中文系将佛教文学纳入中国文学史体系；历史系则依托中西交通史方向，聚焦法显、玄奘等高僧西行事迹，梳理中外佛教交流与历史地理变迁……浓厚的学术氛围，为陈士强打开了一扇通往佛学世界的大门。
1979年，复旦大学首次设立中国哲学史专业佛教研究方向，全校仅招一名硕士，陈士强幸运地成为这棵“独苗”。
上世纪70年代，校内佛学典藏极为稀缺，仅存两套完整的《大藏经》。一套秘藏于学校图书馆，禁止外借。另一套珍存于历史学系资料室，属于善本馆藏。
为支持陈士强完成硕士论文，哲学系特意出面协调，特许他进入历史学系资料室研读。在那里，陈士强独坐书桌前埋首泛黄古卷，逐卷品读、摘抄批注、梳解义理。
在编辑岗位上，他先后编辑出版二百余种哲学社会科学类图书，其中三十余种获评教育部、上海市优秀图书奖项，包括南怀瑾先生的《论语别裁》等影响深远的国学启蒙经典。
他接手的第一部书稿，是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朱维铮教授校注的《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作为书稿的第一位审读者，陈士强逐字细读、精审校勘，深研其中的校勘、辨伪、辑佚等治学方法。
在陈士强看来，编辑与治学相辅相成，犹如教学相长一样。多年编辑学术著作的经历，让他涉猎文史、目录、版本等诸多领域，夯实了文献考据功底。而这份功底，也成为他日后独立承担《大藏经总目提要》编撰工程的重要底气。
在高质量完成本职工作的同时，陈士强从未间断对佛教文献的研读与梳理，利用业务时间持续推进《大藏经总目提要》的编撰，几乎完全放弃了所有的休闲娱乐。
令他感动的是，出版社历任领导都十分尊重他的学术志向，不仅给予他充分的时间与空间，还为他查阅文献、参与学术交流提供支持。
志不求易，事不避难，一个人的“国家工程”
申报2011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时，陈士强以《<大藏经总目提要>编纂》为题的申报书上，课题组成员一栏赫然写着“无”。
不仅如此，“近五年以来作为第一负责人承担与申请课题相关的项目情况”一栏，也是“无”。
他由此开创了一个先例：以一己之力，独立申报国家社科并成功立项。
面对专家提出“工作量太大，写成不易”的疑虑，陈士强坦然表示，即便此生只能完成半部，也能为后世学者铺平道路，“学术本就是在前人基础上不断前行”。
也有专家问他，为何不找合作者分担压力？陈士强坦率作答：学术之路十分清苦，而这项工程的漫长与艰辛，更是常人难以承受。
“志不求易，事不避难。”这八个字，是陈士强的座右铭，更是他四十三年治学之路的真实写照。
在没有电脑的年代，他靠的是靠着一支笔、一叠纸，一笔一划誊写制作资料卡片，按人名、术语、历史事件分门别类，整整三大箱。每一部原著，他至少通读三遍，晦涩之处更是反复揣摩，采用同本异译、同类文献交叉对勘的方式，深究文句本义，厘清文本源流。
依托扎实的考据，他独创“藏、部、门、品、类、附”六级分类法编制，层级清晰、条理缜密，被学界誉为里程碑式的创新。他不拘泥于单一版本，遍览历代刻本，更研读藏文、巴利文珍贵文献，力求应收尽收、融会贯通。
面对佛教研究中长期存在的“伪经之争”，他秉持客观中立的立场，不盲从名家定论。“不能仅凭主观臆断判定经典真伪，要以实物、文献、历史记载为依据。”陈士强说。
如今，这位77岁的老人也熟练地用起了大模型辅助检索。但他强调，技术永远无法替代人的核心价值。“典籍考证、义理解读、伪经甄别，离不开人的学术判断和文化体悟。许多专业知识，大模型并不掌握，还是要靠研究者独有的功底。”
从青丝到白发，数十年埋首古籍，陈士强的视力严重受损，现在每读书十五分钟便需闭目休整。然而，他依然规划着以余生完成《大藏经总目提要·密教藏》，为这套凝结毕生心血的丛书，画上圆满的句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