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复旦，每年有上千篇论文诞生，上千个项目结题，上千个灵感在实验室的深夜闪烁。从一篇论文到一家公司，从灵感到产品，这段路有多远？要经历多少次“进化”？
创新的起点往往来自一个瞬间，让实干家决定“出圈”。三位处于不同创业阶段的复旦人，讲述他们“出圈”创业故事。潘震是高分子科学系博士、瑞凝生物创始人——已完成C轮融资的校友企业家；王飞是智能材料与未来能源创新学院教授、隐功科技联合创始人——将无负极钠电技术推向产业的教授创业者；马炜杰是计算与智能创新学院在读博士，已在Nature发表独立一作的“天才少年”，在创业的起跑线怀揣着对AI未来的无限想象。
他们都是F-LAB“天才进化论”（Genius Evolution）的参加者。以自己的创业经历揭示科学家要经历多少次高光和至暗的“脱胎换骨”，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创业者，以及F-LAB如何精准“陪跑”，助力科学家与天才少年完成关键一跃。
那个“非创业不可”的瞬间
对于潘震来说，这个瞬间若干年前发生在大洋彼岸。
研究生期间在国外交流学习时，国外导师有一个研究背景差不多的朋友，因在医疗领域的卓越贡献去白宫领奖。当时奥巴马给他颁奖时，他很自豪地说自己开发的产品用在了300万患者身上。
而中国每年有新增500万以上的肿瘤患者。宫颈癌放疗时的直肠损伤问题是临床医生最头疼的痛点之一。潘震想：水凝胶能不能做这件事？在肿瘤和直肠之间注射一层“隔离带”，放疗完还能自行降解，不用二次手术。于是这成为瑞凝生物的第一款产品。
转身这个决定意味着进入未知领域，最大的挑战是思维方式的转变，作为教授，王飞关注“亮点”——技术最前沿的突破在哪里？但作为创业者，必须考虑“短板”。
马炜杰研究的方向是裸眼3D。现在功能类似的就是VR头显，苹果公司和Meta的元宇宙产品的市场其实比较低迷。这就使他想进一步去探索。
创业路上的坐标
创业路上最艰难的时刻是什么？
潘震最艰难的时刻有一个是融资。做生物医药产品周期长、投入大，最紧张时账上不到20万。第一款产品花了四年研发，临床又是四年，加起来就是八年光阴。
经历时会觉得是最艰难的时刻，但后面永远有更难的。一些小的场景让他印象深刻。刚创业时，大家周末聚在一起做动物实验，有一次麻醉一只兔子，那只兔子的“酒量”特别好，花了几个小时，注射了多次麻药它还没倒下，大家快累倒了还得熬夜。这些在实验室里、在创业初期的琐碎瞬间，反而是回忆起来的温馨时刻，也是聚餐时最常聊起的话题。
回望创业经历，潘震认为要更加淡定从容地来看待创业。把创业的经历当成生活中很普通的一部分的时候，就会比较淡定。把事业做好是为了生活得更好，如果这份事业再能够去帮助更多患者，给社会创造更多的价值，就更加有意义了。
F-LAB的“定制化陪跑”
在硬科技创业的征途中，F-LAB 并非替跑者，而是深度参与的“陪跑者”。F-LAB深谙硬科技成果转化的复杂逻辑，并致力于构建一个生态系统，精准识别并补齐科学家创业者的需求，通过定制化的支持与赋能，加速驶过创业的深水区，让科学家的探索之旅，变得不再孤单。
F-LAB给了潘震更多曝光和展示的机会，后续复旦科创直接投了C轮。创业的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痛点，F-LAB在这块用心针对创业者，不论从投融资角度，还是从具体的企业经营管理、组织建设方面，整个设计是成体系的。
认为教授做创业有很多“短板”。而F-LAB的课程有包括法务、财务、公司架构、人事方面的培训，帮王飞有效地把知识给补齐，而且很快能用上。更重要的是，创业初期会有孤独感，在这里找到了同路人，彼此的行为都有可借鉴性。王飞和几个做能源的学员现在组成了一个小的“能源圈”，经常一起吃饭、聊项目。
马炜杰的科技有了一点突破时，了解到F-LAB会有小班化支持，还有精准的辅导，就参加了F-LAB天才少年科创营，相信对转化会有很大的帮助。现在他希望F-LAB能帮助补上从学术到商业的这一课。
“进化”在哪里
进化之后，他们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潘震用了三个词：见自己，见天地，见众生。见自己——会发现创业中的自己越来越好，这是一个正向的过程。见天地——对万事万物怀有敬畏心。市场、人性、运气这些变量控制不了，只能敬畏。见众生——创业后能碰到形形色色的人，这让我更珍惜身边真正关心和支持的人。所以有一个非常真实的体会是，一个人可以走得很快，但一群人才能走得更远。
王飞希望成为一个很懂市场、很懂未来发展需求的科学家，这样科学家的研究方向也会更加精准。而作为一个创业者，他希望仍然保持着一个科学家的情怀。把“科学家的情怀”和“企业家的务实”统一起来，这就是未来的定位。
创业不是“我要做什么”，而是“市场需要什么”。马炜杰希望成为一个“会问问题的人”，从市场的嘈杂声中，找到那个真正值得解决的问题。
通讯员 周惠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