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陈望道先生诞辰 135周年，1月18日是父亲的诞辰日，我们怀着深深的思念和崇敬给福寿园墓地、复旦校门左侧铜像和《共产党宣言》展示馆铜像敬献鲜花祭奠。
传承望道精神是最好的缅怀学校培养出代代有信仰有担当的时代新人是父亲一生的心愿。
在浙江一师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
1919年，五四运动的风暴在国内兴起，陈望道于同年六月从日本返回祖国，应聘到浙江第一师范学校当了国文教员。
五四运动兴起后，校长经亨颐和陈望道、夏丏尊、刘大白、李次九等进步教师提出了反对旧文学、文言文，提倡新文学、白话文；反对盲目崇拜，提倡思想解放；反对封建专制主义，提倡自由平等思想。
在改革国文教授的过程中，陈望道和夏丏尊、刘大白、李次九等四位国文教员采取了许多办法，如传授注音字母，出版国语丛书等。在教学中，陈望道特别强调文字改革的重要，阐明文字必须改革的道理。认为无论从“看时的便利”或“经济的便宜”来看，都必须实行文字横行。十分强调课文的艺术性和思想性，特意选用鲁迅的《狂人日记》作为教材。他的讲课深受同学的欢迎。
陈望道等教员在校内设置了报刊贩卖部，出售全国著名的进步报刊，诸如《新青年》、《每周评论》、《解放与改造》、《星期评论》、《浙江新潮》、《教育潮》等。他们还编辑了在一师内部发行的《校友会十日刊》，曾被誉为五四时期浙江的一颗明星。
在此期间，陈望道在郑振铎主编的《时事新报》副刊“学灯”及《浙江一师校友会十日刊》等报刊上发表《扰乱与进化》《我之新旧战争观》《浙江的一颗明星》《改造社会的两种方法》等多篇文章，运用辩证唯物观点提出了对社会改革的具体设想，成为当时促进社会改革的一员闯将。
经亨颐校长和陈望道等教员在一师进行的改革却遭到浙江封建顽固势力的疯狂抵制。这些顽固派把陈望道、夏丏尊、刘大白、李次九诬称为“四大金刚”，由省教育厅出面，责令经亨颐校长对“四大金刚”予以撤职查办。
由于经亨颐校长坚决抵制“查办”指令，随之而来的便是省教育厅长齐耀珊、夏敬观下令撤换一师校长，改组学校。一师全体师生和杭州其他学校的师生联合起来，坚决反对撤换校长和改组学校。当政府当局利用寒假把经亨颐调任视学，并另派校长时，学生纷纷赶回学校，不让经校长离校和拒绝新校长到任，发出“吾侪宁为玉碎，毋为瓦全”的誓言。
“留经运动”让反动当局恼羞成怒，竟出动军警包围学校，强令学生离校。军警将学生逼往操场，团团围住，操场上一片哭声。这时，陈望道步入学生中间说：“我和大家在一起，同学们不要哭。”带领学生与军警开展面对面的斗争。有一学生愤然对军警说：“你等不肯牺牲数十元金钱甘来摧残我辈，我宁肯牺牲生命以全人格。”话毕夺下一军警的指挥刀要自杀。陈望道乘机向军警大喝道：“学生被逼得要自杀了，你们还不赶快后退。”警长不得不下令全体警士后退三尺。
杭州的一师风潮激起了全国各地师生的公愤，纷纷声援，迫使政府当局收回了查办“四大金刚”和撤换校长的决定。
推动旧复旦向新复旦转变
陈望道1920年秋到复旦大学国文部任教，开设了文法、修辞课程。1924年起，又开设了美学、因明学和新闻学讲座等课程。1927年，他任中国文学科主任后，把原有的新闻学讲座扩充为新闻学组，特聘名人讲授“新闻编辑”、“报馆组织”、“新闻采访”与“新闻学”等专业课程。因为有了这个基础，1929年复旦调整系科时，把原来的中国文学科分成为中国文学系和新闻学系两个系，陈望道任中国文学系系主任。
1931年，复旦左派学生聚会，中国文学系的一位学生敲响了学校的校钟。按照规定，学生是不能随意敲响校钟的，为此校长决定开除这位学生，要时任中文系主任的陈望道副署，他没有签字。为此惹恼了学校当局，不得不在那一年离开了复旦。
陈望道1941年再回复旦，任新闻系代理主任，次年任新闻系主任。从1942年任新闻系主任到1950年因校务繁忙辞去这一职务，他任新闻系主任八年，期间提出“宣扬真理，改革社会”的办系方针和“好学力行”的新闻系系铭，筹集资金创办了新闻馆。他也被人们誉为“记者之师”。
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他主要在复旦大学任教，1952年被毛泽东主席任命为复旦校长直至1977年，是新中国成立后复旦大学任期最长的一位校长。
1952年秋季开学时，新任校长陈望道就复旦大学进行全面改革的问题向全校师生作了长篇演讲，首先说明学校的性质，接着谈新复旦的教育方针和新复旦的教育任务，最后对同学们提出七点希望。
对于刚刚院系调整后的新复旦，通过教学改革实现教学秩序的正常运转固然是首要的，作为一校之长的陈望道也没有忘记开展科学研究的重要，正如他自己所说：“一个学校不发展科学研究，教学工作就上不去”，为此，他不但在校一级成立了研究部，还鼓励有条件的系科成立相关的研究室。事实证明，在旧复旦向新复旦的转变中，陈望道的决策是正确的。
关于学校的发展，陈望道说：“高等学校的发展一般有三个阶段：一办校务的阶段，二教务的阶段、三科学研究阶段。如果一所学校只停留在办校务和教务的阶段，不进一步向科学研究阶段发展，这所学校的教学质量和学术水平肯定不能提高。”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复旦从1954年开始，在每年校庆的同时举行科学报告讨论会。两年后的1956年，陈望道在复旦51周年校庆暨第三次科学报告讨论会上又作了“如何开展科学研究”的专题报告。陈望道在这次报告中对今后的科学报告会提出希望：“我们希望报告的质量更能有所提高，讨论的空气也更为生动活泼，更加富有‘百家争鸣’的精神。我们希望在学术上有独创见解的提出自己的独创见解来，在学术上有不同见解的也提出自己的不同见解来，同不同见解进行实事求是的讨论，以便集思广益，共同提高。”又说：“我们希望我们学校将来成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非常美丽的小花园，而我们一年一次的校庆节的科学讨论会从今年开始就成为我们学校的的百家争鸣的集中的表现。”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陈望道倡导科学研究和新学风发展理念的影响下，复旦大学的方方面面都有了长足进步，取得了许多重大科技成果。 1953年物理系周同庆等研制成功我国第一支医用X光管，1956年物理系赖祖武等研制成功国内第一台电子模拟计算机“复旦601型电子积分机”。1958年我国第一台质子静电加速器在复旦研制成功。1963年蔡祖泉与外单位合作研制成功1000瓦-3000瓦新闻摄影用管形卤钨灯。1964年10月16日我国成功试爆第一颗原子弹，在这项重大国防成果中，“甲种分离膜”项目获国家发明一等奖、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获奖12人中有复旦大学李郁芳等4人。
在1965年复旦大学即将迎来建校60周年的日子里，校务委员会和行政办公会议决定建新校门（今邯郸路220号），新建规模宏大的校图书馆（今理科图书馆）和第二教学大楼，同时整修校内各条马路。面对校园的这一扩建规划，陈望道认为，校园的规划应多多运用美学知识。他认为校园内各种建筑物的布局应介乎于有形与无形之间，切不可给人一种一目了然的感觉。又说，校园内的道路开筑应该有工作区和非工作区的区别。工作区域的道路宜筑成笔直的，既方便本校教职员工的上下班，又不致使外单位来联系工作的同志找不到地方。非工作区的道路“可以设计得曲折一些，校园应该追求美化，校园的绿化布局应该尽量向公园靠扰”，因此燕园的设计就有山、有水、有草、有树又有桥，布局有一种介于有形与无形之间的感觉。复旦人称这一景点为“小桥流水”。
因为陈望道为中国教育事业作出的杰出贡献，2009年他入选教育部的《共和国老一辈教育家（视频）》和上海市《建国六十周年 六十位城市魂英雄谱人物展》。
不失学者本色坚持学术研究
陈望道在六十年的学术生涯中涉猎了哲学、法学、政治学、伦理学、因明学、美学、文艺学、新闻学、妇女学等多个领域，在出版的众多著译中，其中5部在相应领域内被誉为国内第一。
1920年8月版陈译《共产党宣言》为我国的第一本中文全译本；1922年版《作文法作义》为我国第一部论述作文法（白话文作文）的专书，在当时是独具特色的。上海民智书局在发行该书时曾介绍说：这本书“确能给中国作文法开辟新纪元，创造新生命”。1927年版《美学概论》为我国最早探究形式美的论著之一，这本书1926年出版后，即被丰子恺用为教材，1934年又再版。1931年版《因明学概略》为我国第一部用白话文写作的因明学论著，因广受读者欢迎，新中国成立后70年代拟重印，2006年5月中华书局再版。
1931年陈望道被迫离开复旦后，蛰居在上海寓所专心写作《修辞学发凡》，他因有感于自古以来我国许多文人在文字修辞上花了很大工夫，却没有一部系统的著作，早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期间就注意对修辞学的研究，并在那时奠定了这一学科的基础。回国后，他在复旦等校任教期间，又开设修辞学课程，编出了修辞学讲义，不断加以修订，进行科学的、系统的研究。经过十余年的辛勤探讨，终于在1932年写成《修辞学发凡》一书。出版时，刘大白为之作序说：“中国人在说话的时候，修了几百万年的辞，并且在作文的时候，也已经修了几千年的辞，可是一竟不曾知道有所谓有系统的修辞学。直到1932年，陈望道先生底《修辞学发凡》出来，才得有中国第一部有系统的兼顾古话文今话文的修辞学书”。序言还赞扬他“往往为了处理一种辞格，搜求一个例证，整夜地不睡觉”。这部书稿于1935年分上下两册，由上海大江书铺先后出版发行。
该书一经出版，即在中国、日本和东南亚地区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国内，长时期为多所大学采用为教材，并得到众多名作家如田汉、朱自清、郑振铎、叶圣陶等的赞扬。日本早稻田大学郑子瑜教授1965年在日本出版的《中国修辞学的变迁》一书中称赞：“《修辞学发凡》是大家公认的独一无二的权威著作。”“这一巨著是千古不朽的，陈望道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修辞学家。”香港实业家、马籍华裔姚美良先生在陈望道诞生一百周年（1991年）前夕，捐资成立 “陈望道修辞学基金”。《修辞学发凡》自1932年初版至今，据不完全统计，印刷发行量在二十七万册以上。1997年，上海教育出版社为纪念《修辞学发凡》出版六十五周年，又再版了由《修辞学发凡》、《文法简论》和《陈望道语文论集》组成的一套丛书。
陈望道从1952年以来，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语言组副组长、华东作家协会理事、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主席、上海文字工作者协会主席、上海市语文学会会长。1955年，他参加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和汉语规范化学术会议，分别作重要发言和总结发言。他在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等方面，作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1956年元旦，毛泽东在上海接见了陈望道。席间，毛泽东非常关心他对文法、修辞学科的研究，鼓励他继续研究下去：“现在许多人写文章，不讲文法，不讲修辞，也不讲逻辑。”在毛泽东的鼓舞下，他在复旦筹建了“语法，修辞，逻辑”研究室（以后改名为语言研究室），并主持研究室的工作。
1960年冬，陈望道接任《辞海》总主编。在副主编罗竹风等的紧密合作下，经过全体编写人员四年的辛勤劳动，《辞海》（未定稿）于1965出版发行。
1972年，他发表了《论现代汉语中的单位和单位词》、《汉语提带复合谓语的探讨》等多篇论文。接着，又修订重印了《修辞学发凡》一书。
在1976年至1977年的两年住院期间，他以顽强的毅力完成《文法简论》一书的定稿。《文法简论》是他继《修辞学发凡》后的又一革新体系的尝试，是他积数十年刻苦钻研的成果。
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内，陈望道出版著作10部，约55万字；出版译著12部，约90万字；在出版著译的同时，还在各种报刊杂志上发表译文、论文500余篇，其中语言学论文（语法、修辞和语文改革等）约42万字，有关妇女和妇女解放问题的论文约23万字，其他则是有关新文化运动、宣传马列、改革社会和高校教育等方面的文章。
陈振新 朱良玉（望老儿子儿媳，复旦退休教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