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能人才是活跃在生产一线和创新前沿的重要力量，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2024年6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的讲话指出：“要把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作为重中之重，着力培养造就战略科学家、一流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着力培养造就卓越工程师、大国工匠、高技能人才。”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也提出，要“着力培养造就卓越工程师、大国工匠、高技能人才”。大国工匠、高技能人才作为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支撑，也是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提升国家核心竞争力的关键因素。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人才是第一资源，全面加强党对人才工作的领导，对人才培养、使用、评价、服务、支持、激励等方面进行了全面部署，牢固树立了人才引领发展的战略地位。当前，我国技能人才队伍正处在提质培优、增值赋能的关键时期，须进一步深化技能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2022年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新时代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提出了技能人才规模不断壮大、素质稳步提升、结构持续优化、收入稳定增加，技能人才占就业人员的比例达到30%以上的发展目标，并围绕发展目标在加大高技能人才培养力度、完善技能导向的使用制度、建立技能人才职业技能等级制度和多元化评价机制、建立高技能人才表彰激励机制等方面进行了全面且系统的部署。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技能人才的充分支持及重视，也为技能人才队伍建设奠定了坚实有力的政策基础。
高技能人才队伍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人才支撑
高技能人才是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的“筑基器”。作为产业工人中的佼佼者，高技能人才是工人阶级的核心骨干和技术引领者，同时也是工匠精神的践行者和传承者。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深入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并将大国工匠、高技能人才同科学家和科技领军人才同时纳入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对大国工匠、高技能人才的高度重视，也明确了高技能人才在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中肩负的重要战略使命。技能人才队伍规模、结构和素质建设直接代表着工人阶级主力军的支撑力量，强有力的高技能人才队伍能够为我国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筑牢坚实的基座。
高技能人才是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催化器”。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全球科技和人才竞争进入白热化，科技创新的“政治化”“去全球化”“区域化”趋势的日益凸显对我国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难题、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提出了迫切要求。人才是科技创新的主要驱动力，高技能人才是科技创新人才链上的关键一环，也是打通科技创新“最后一公里”的主力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既需要战略科学家、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卓越工程师等提供高水平科技策源力量，也需要以大国工匠为代表的高技能人才推动高质量科技成果转化。高技能人才凭借丰富的实践经验和突出的创造能力，能够在实践中更为直观地认识和把握科学技术的应用价值，将前沿的科技成果转化为实际的生产力，推动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的广泛应用，使创新成果能够真正落地生根和开花结果。
高技能人才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锻造器”。现代化产业体系是现代化国家的物质技术基础，高技能人才作为我国建设现代产业体系的实践主体，是推动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交通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的“一线力量”。高技能人才是链接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发展的关键要素和必要条件，能够以精湛的技能和丰富的经验实现生产技术的创新和工艺改进，推动实体经济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转型，增强实体经济的韧性和可持续发展能力。随着先进制造业、新型工业化的加速推进，以及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产业链的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这种变化对技能人才队伍的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不仅需要他们具备更全面的技能和更深入的专业知识，还要求他们能够适应快速变化的技术和市场环境。同时，这种变化也为高技能人才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让人才可以在更广阔的舞台上展示自己的才华，为国家的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的智慧和力量。
高技能人才是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推动器”。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需要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战略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作为知识密集型、技术密集型和人才密集型产业对生产技术的先进性提出了更高要求。劳动者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科技创新人才在基础研究和关键核心技术领域作出突破，创新创造新型生产工具，而高技能人才正是能够熟练使用新型生产工具的应用型人才。加快推进新质生产力，亟需建设一支符合新质生产力要求的技能人才队伍，培养和造就一批能够支撑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一线生产的大国工匠和高技能人才。
当前提升高技能人才供给水平的主要难点
当前，我国高技能人才队伍规模稳步扩大，但仍处于紧缺状态。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底，我国高技能人才已超6000万，其中高级工4700万人、技师1000万人、高级技师300万人。相较2010年底，高技能人才总量翻了一番，但仍处于紧缺状态，难以满足我国制造业加速发展的人才需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底，高技能人才缺口达2000万人。到2025年中国制造业十大重点领域人才总量将接近6200万人，人才需求缺口将近3000万人，缺口率高达48%。特别随着新质生产力加快形成，数智化转型催生了一系列新产业、新业态和新职业，同时也加速产生了新的人才需求，特别是适应企业创新发展和转型要求的高技能人才和复合型技能人才面临着较大缺口。导致高技能人才供给水平不足的主要原因来自于人才培养、使用、激励及生态建设等方面存在的系列问题。
高技能人才培养难：培养机制难以满足新时代技能要求。面对不断迭代升级的产业生态，传统的技能人才培养机制展现出滞后性，无法与新时代快速发展的技能人才需求相匹配。一方面，培养机制不完善和课程设置滞后导致人才培育的质量和效率低下，使得高技术技能人才供给远远不能满足企业发展的迫切需求。教育资源分配不均衡和优质教育资源稀缺，更加剧了创新人才培养的难度，让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显得后劲不足。另一方面，教育链与产业链衔接不畅也造成了技能人才供需错配，虽然职业院校重视对学生专业技能和职业能力的培养，但在高阶能力和创新素质方面的培育仍相对不足，这使得一些毕业生难以迅速适应技能迭代的新要求。另外，技能人才持续性培训资源不足，虽然市场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与职业院校进行了职业技能培训合作，但部分培训内容与实际行业需求存在较大差距，缺乏及时更新和精准对接，缺乏实际操作和实践经验可能导致学员在实际工作中遇到困难。
产学研生态建设难：协同机制不深入形成院校和企业需求错位。尽管一直有产学研融合的呼声，但实际推进过程中仍存在诸多困难。企业往往关注短期回报，参与人才培养的深度不足。产学研合作理应是一个融合了教育、科研与产业的多方面、深层次的合作体系，它需要各部门、各行业之间的紧密配合，但由于参与合作的各方有着不同的利益出发点和考虑，协同工作常常难以顺畅进行，进一步导致了企业与学校“两张皮”，产学研融合“合而不深”，校企合作出现“校热企冷”的现象。这已成为制约职业教育发展的重要因素，也是人才供给与产业实际需求不匹配的关键原因。另外，目前的产学研合作机制和保障制度尚不完善，合作各方的责任、权利、义务及成果归属等尚不明确，使得合作过程中容易出现纠纷和矛盾，导致校企合作难以持续深入。
高技能人才提升难：激励机制不完善导致人才成长空间有限。受限于学历学位因素，一些技能人才在职业发展过程中往往会遭遇“天花板效应”，晋升机会有限，无法充分享受人才激励政策，这也进一步导致技能人才和职业技术院校的社会认可度不高。2022年，人社部印发《关于健全完善新时代技能人才职业技能等级制度的意见（试行）》，将原有的五级技能等级延伸为八级，形成了“新八级工”职业技能等级序列，并建立与职业技能等级（岗位）序列相匹配的岗位绩效工资制，强化工资收入分配的技能价值激励导向，为技能人才创造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但是在实践中，企业评聘分离、只评不聘、待遇落实不到位、不同地区间技能证书不互认、评聘标准不统一等问题仍然存在。
国际化水平提升难：对接机制不健全造成国际化管理服务短板。要形成国际人才竞争优势需要促进人才要素的国际间高效流动和高质量集聚，但是当前技能人才队伍的国际化水平不高，且对海外高技能人才的吸引力和集聚力有待提升。国际职业技能比照认定的程序相对复杂，涉及多个环节和多个部门的协作，需要进行资格评审、技术评审和标准评审等多个步骤，且需要专业的评审人员和严格的评审流程，当前仅有部分地区探索开展了国际职业技能比照认定，并没有推广到全国更广泛地区，同时国际职业技能认定也多围绕在部分产业领域，并未拓展到更广泛的战略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等领域。
强化技能人才战略支撑的路径思考
围绕产业发展新趋势，提升高技能人才培育水平。技能人才的培育资源布局需要具有前瞻性和系统性，一方面，要适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需要，立足于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绿色产业发展和传统产业改造提升的人才需求，围绕“智能+技能”的培养方向，积极建设数字技能人才培养平台、数智化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技能大师工作室等高水平人才平台。改变传统单一技能的培养模式，重视学生知识和技能的广度、创造性和复合性，培养能够及时适应新技术、新业态和新职业的创新型、技能型、知识型和复合型技能人才。另一方面，要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和继续教育，实现各类教育资源的有效整合，通过职普融通、产教融合和科教融汇等渠道拓宽技能人才的培养路径，利用高等教育的理论研究深度和高端人才资源，为职业教育提供指导和支持，并为职业院校学生提供更多深造机会，同时，做好职业教育与继续教育的有机衔接，为技能人才创造持续学习和提升的环境。
压实企业主体责任，推进产才协同发展和深度融合。高技能人才的培养并非一日之功，不仅需要学校的专业知识教育作为基础，更需要后续在实际技能岗位上持续磨炼和提升，具有周期性长、实践需求高、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等特点，这就要求技能人才培养坚持多元主体协同共治，全面创新产学研一体化高技能人才培养模式。强化政府、职业院校和用人单位之间的联合育人机制，政府应提供政策引导和支持，推动学校教育与企业培训的顺畅衔接，通过税收抵免等优惠政策和财政补贴支持企业与学校联合培养，采用“师带徒”、现代学徒制以及“学中做、做中学”等实践教学模式使企业深度参与到高技能人才的培养过程中。整合技能人才培育资源，搭建高效的高技能人才培养平台，制定符合企业实际需要的高技能人才培养方案，构建实用高效的企业内部技能人才培养机制，建设高技能人才培养基地和学生实训中心，充分发挥技能大师工作室、劳模和工匠人才创新工作室等平台的育才功能。依托代表性领军企业，积极开发和推广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数智化技能培训和相关前沿课程，积极举办高水平的工匠人才、技能人才创新交流活动，持续提升技能人才综合素质水平。
完善评价激励机制，充分激发高技能人才队伍活力。一方面，以个人贡献导向构建市场化的人才评价机制，形成多元化、长效化的高技能人才评价制度体系。打破学历、论文、资历和行政级别等传统评价标准的束缚，充分关注高技能人才的实际技能水平、创新能力和对社会的贡献。充分发挥企业主体作用，鼓励企业自主开展高技能人才评价，根据高技能人才的工作特性和成长轨迹来合理设定评价周期，确保评价过程和结果的科学性和系统性。另一方面，加速推进新“八级工”职业等级制度体系的构建，不断打破高技能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职称评审的界限，围绕紧缺、特殊及新兴岗位设立灵活的评价标准，让更多技能人才能够有机会有空间实现职业价值。完善高技能人才待遇保障，在薪酬补贴、住房、子女教育和医疗保障等方面与相应等级的专业技术人才统一标准，以此激励更多技能人才持续成长。
发挥雁阵格局优势，提升高技能人才队伍国际竞争力。首先，充分发挥北京、上海和粤港澳核心城市的“头雁”作用，释放其产业优势、人才优势和城市优势，形成区域产才协同发展、合作共享的人才发展格局，提升区域高技能人才的集聚力和配置力。例如，以上海为代表的长三角地区，应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和科技创新能力，成为培养、吸引和集聚高技能人才的“吸金石”，可以通过构建面向全国开放的“长三角高技能人才公共培训平台”，充分发挥长三角区域城市的高端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等关键产业优势，专门针对高技能人才进行培养和引进，完善高技能人才跨区域认定机制，提升区域内高技能人才的流动水平，同时也能辐射和服务到全国更广泛的地区。其次，加强区域间的合作与交流，实现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为高技能人才提供更多的发展机会和空间，加强跨区域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推动区域间高校、科研机构与企业之间的紧密合作，为高技能人才提供更广阔的发展平台。再次，积极推进国际职业资格与国内职称评价衔接机制，探索扩大衔接和认定范围。建立完善的评价体系，依托企业“走出去”战略，提升相关技能人才认定的国际认可度，同时，加强与国际职业资格认证机构的合作，推动国内高技能人才的职业资格与国际接轨。最后，要充分利用上海、深圳等重要城市的国际双循环功能，推动高技能人才的国际交流与合作，通过设立国际人才交流中心、举办国际技能大赛等措施，增强我国高技能人才的国际影响力。
破除“重学历、轻技能”观念，提升技能人才的社会认可度。政府、企业、院校等社会多方面联合营造有利于技能人才成长的良好“软环境”。完善高技能人才住房、子女教育、医疗保障和创新创业等方面的支持服务，同时支持高技能人才进入高水平院校或平台，从生活和事业双方面提供支持奖励。在提升技能人才的工作积极性和职业荣誉感的同时也提升社会大众对于技能岗位的认可，吸引青年人在升学规划和职业规划中正视职业技能类发展通道。长期来看，还应推动教育体系更加注重实践能力和职业技能培养，而非过分强调学术成绩，推广“中本贯通”等人才发展路径，吸引更多对技能学习感兴趣的学生。从根源上来看，应着力转变对于技能人才的传统片面看法，营造“尊技重能”的社会氛围。通过面向社会开展高水平的职业技能竞赛、技能人才创新大赛、设立技能人才奖励基金等，让大众切身感受到职业技能的意义和价值，同时，加强推广弘扬“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线上线下大力传播技能人才的先进事迹，展示优秀技能人才在各自领域内的精湛技艺和创新成果，提升技能人才的社会形象，激发更多年轻人投身职业技能学习和实践的热情。
（作者为复旦大学全球科创人才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