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具有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这一重要论断表明“文化”与“文明”既有相同的一面，又有不同的一面。通常可以把“文化”看成是使民族之间表现出差异性的东西，它时时表现着一个民族的自我和特色，而把“文明”看成是使各个民族差异性逐渐减少的那些共同性东西，表现着人类的普遍的行为和成就。城市的出现是文明诞生的重要标志之一，任何城市都有其文明的积累积淀，又有其文脉的延续传承。新时代人民城市建设有着内在的现代文明指向与普遍逻辑，也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精神与民族标识。
人民城市的现代文明指向与普遍逻辑
城市可以说是现代文明的象征，更是现代文明的结晶。现代化、工业化与城市化共同构成了同一历史进程的多个方面，城市是马克思恩格斯观察现代文明的重要窗口，工业革命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城市化进程是马克思恩格斯现代城市观形成的重要历史条件。现代城市的诞生同资本主义生产生活紧密结合，也以资本和作为统治阶级的资产阶级作为城市发展的圭臬与服务对象。对此，马克思早已深刻指出，资本对城市的支配，一方面会造成诸多恶果，另一方面只是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出现的特殊现象，其必然会在自身的矛盾运动中走向“历史终结”。对于人民城市建设来说，现代性和现代文明同样不是置身事外的，人民城市正是我们融入世界现代化进程中创造性提出的中国式现代化城市发展方案。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只有彰显城市的人本性、人道性、人民性，才能够建设出真正面向未来的现代文明城市。人民立场始终鲜明体现在我们党长期执政的历史进程中，坚持城市属于人民，城市治理依靠人民，城市发展为了人民，以人民城市理念引领城市建设方向，就是要在科学社会主义原则指引下致力于消除和防止城市发展中的资本逻辑及其引发的非正义；在城市的归属对象、治理主体和发展目的上始终坚持人民城市重要理念，就是要在世界城市文明演进史中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举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开辟出中国特色的现代城市发展道路。
人民城市的历史文化精神与民族标识
城市应该“欧美化”还是“本土化”，一直以来都是困扰中国城市规划建设的深层次问题。经由五年多来对于人民城市建设实践的探索，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人民城市不仅是由肉眼可见的“质料”建构而成的，它同时也承载着我们这个民族、这块地域的历史记忆和精神图腾。诚然，西方的城镇化发展相对领先，在诸多探索和实践中为人类提供了城市建设的宝贵财富，但同时也产生了诸如富人穷人区隔、城市气质同质化等一系列问题，呼唤着现代城市建设发展要有新的理念、新的变革。基于中国特色城市发展理论的人民城市，既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理念的实践，也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拓宽和创制。一方面，城市是现代化进程中吸引八方来客的重要载体；但另一方面，城市更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历史、延续文脉的重要地域单位。中国的城市布局与建筑设计是中华民族厚重历史文化积淀的外显，而生活在城市中的市民风貌、生活氛围和文化气质，展现的则是以中华文化为根脉的历史精神品格，面向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需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与国内外城市现代化建设的先进经验，文化载体与民族精神标识经历岁月打磨，只会在人民城市理念的引领下变得愈发熠熠生辉。应该并能够有机融合在同一历史发展过程中。“文化是城市的灵魂”，中国现代的城市文化始终体现在城市建筑、街道、民居与市民的日常生活之中，从不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而是从传统城市文化的历史脉络中继承而来。中国的现代城市作为历史
在打造最佳实践地中书写人民城市新篇章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纳入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七个聚焦”之中。作为人民城市理念的首提地，更作为世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上海交汇融合的文化实践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上海市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行动方案》中强调，要“用好用活红色文化、海派文化、江南文化”。红色文化是人民城市建设的精神导向，江南文化是人民城市建设的文化标识，海派文化则是人民城市建设彰显“海纳百川、追求卓越、开明睿智、大气谦和”现代城市精神的内在要求。只有以人民为中心的，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文化才是“活的文化”，上海不仅着力于以文化人，厚植人民城市文化品格，更着手让人民成为城市文化的建设主体，人人参与到文化实践的过程中来，以人民的获得感作为检验文化建设成效的圭臬，以人民丰富多彩的文化实践为基底，面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展现中国形象。人民城市建设只有以人民城市理念为总纲，坚守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充分吸收中华文明的丰厚滋养，才能够真正体现出城市文化的人民性，在坚定文化自信、历史自信和文化主体性的前提下，走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发展道路，书写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人民城市建设新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