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一个集体成果在我手里完成，我感到很欣慰。”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秦绍德所说的成果，正是由中国新闻史研究奠基人之一宁树藩（1920-2016）领衔主编，姚福申、秦绍德等全国40位专家学者历时26年完成的《中国地区比较新闻史》。近日，该书荣获教育部第九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一等奖。
这是一本怎样的著作？背后有怎样的故事？日前，我们采访了该书副主编秦绍德。
首次全面叙述、论述各地区的新闻史
古往今来，从东部沿海地区的现代化繁荣到西部内陆地区的传统坚守，从北方的重工业基地到南方的商业贸易中心，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呈现出显著的地域不平衡性。
“从横向上，从地区比较角度来考察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变化，迄今尚无人系统进行。”九十年代初，有感于这种不平衡性对中国近现代的新闻事业发展的深刻影响，宁树藩牵头申请国家社会科学重大课题项目，联络全国各地40位学者参与研究与写作，开始了《中国地区比较新闻史》一书的撰写。
中国各地的新闻事业是如何发展起来的？为什么有的地方快，有的地方慢？从香港，到上海，再到北京、重庆，中国的新闻中心是如何变迁的？……面对一系列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元问题”，《中国地区比较新闻史》通过“比较”，试图给出答案。
在传统的研究范畴内，学者们常常将目光集中在少数几个新闻业发达的城市，或是局限于某一特定历史阶段的新闻实践。《中国地区比较新闻史》跳出以往框架，以一种全新的横向比较研究方法，系统地梳理中国各地新闻事业的发展脉络，第一次全面叙述和论述了各地区的新闻史。
“通过比较，认识新闻事业的发展规律。”作为宁树藩的博士生，秦绍德协助导师立项，并参与到该项目的初期工作之中。
正如一场足球赛分上半场、下半场一样，秦绍德参加了上半场的开端和下半场收官阶段，而宁树藩、姚福申教授踢完了整个中场。
2011年，秦绍德从91岁的宁树藩手中接下任务，进一步负责《中国地区比较新闻史》总论部分的统稿、重要段落的撰写、注释和出版前的工作。最终，他用6年时间完成全书定稿。
2018年9月，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地区比较新闻史》正式问世，全书分为上、中、下三卷，共135万余字。
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周振鹤教授评价该书，“彻底突破了既往新闻史著作通常只关注北京、上海、广州、武汉、天津等地的局限性。在这个意义上，这是一部真正全面的中国新闻史，它在方法论上的创新对后来者具有重大的启示价值，必将有利地促进新闻史研究的发展。”
翻开厚厚的三卷本《中国地区比较新闻史》，可以看到，该书按照中国东北、华北、华东、华中、华南、西北、西南地区进行划分，在分类叙述的基础上，对各地新闻发展事业进行全面评述。
全书分为三个层次：“总论”为该书之纲，以历史为经，以地区为纬，对各地新闻事业的差异性进行比较，力图揭示新闻事业的发展规律。“省、自治区、直辖市新闻事业发展概要”展示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港、澳、台地区新闻事业的发展脉络。“地区评述”则介于二者之间，是联系二者的纽带。
各地概要和地区评述完成，宁树藩并不满意，与姚福申投入数年时间，审阅修改每一章节，对那些鲜有研究的省份，更是亲自上阵，以确保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对举足轻重的总论部分，宁树藩不仅领衔撰写，而且贡献了最多的文稿。
“述”与“论”相结合，是该书亮点，也是编写难点。由于各地新闻发展不平衡且部分资料有限，如何概括共性、提炼个性，形成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地区发展概要，在此基础上总结出若干问题、形成总论，考验编写者的功力。
“写总论要由点到面、由近及远、由表及里地反复比较思考，这很考验理论功底，考验对世界观、历史观的把握。”秦绍德说。
作为中国新闻史研究的集大成之作，《中国地区比较新闻史》不仅详尽地描绘了全国各省市地区以及港澳台地区的新闻事业发展历程，还附录了15项实用资料，包括调查表、分类统计、报刊名录，等等，为研究者提供宝贵一手资料。
读者可以从书中窥见中国新闻事业如何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域环境中生根发芽，如何与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相互交织，共同塑造了今天中国新闻事业的多元面貌。这种全面的考察，不仅展现一幅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全景画，也为理解中国新闻史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提供新视角。
“这个奖是对宁先生的告慰，他在地下可以安心了”，秦绍德说。
一场接力赛
有关《中国地区比较新闻史》的资料，秦绍德至今保留完好。
这些材料中，既有秦绍德亲手填写的立项书，也有课题组的讨论纪要。
1992年4月，课题组进行了第一次讨论。从资料袋中抽出的讨论纪要的纸张已有些泛黄，却清晰地记录了课题的指导思想、框架结构、分工合作和编委会成员。
而秦绍德最为重视的，是导师宁树藩用文稿纸亲笔所写的修改意见。它们都被完好地收藏在专用信封中，信封的封面手写着“《中国地区比较新闻史》文字档案材料”，笔迹刚劲有力。
宁树藩喜欢思考问题，吃饭想、睡觉也想，学术就是他的人生。“有一次师母开玩笑说，‘他坐在马桶上还在考虑问题’”，秦绍德说。
2015年11月，94岁的宁树藩因病入院。“进医院前，他还在修改草稿。”秦绍德说，“宁先生对学术的追求，其实是对真理的追求、对科学的追求，也是对发现、总结规律的追求”。
一张上海社联抬头的信纸手写记录了作者名单，信纸上6个人名红笔加框，到《中国地区比较新闻史》出版之际，编写团队包括宁树藩在内的8人已逝世。这也使得该书的出版具有纪念意义。
年逾古稀的白润生、王绿萍、张鸿慰、张松之、王作舟教授，作为该书的编写团队成员，2018年在该书出版之际，从北京、昆明、成都、南宁、保定专程赶到上海，亲眼目睹著作的问世。
“这项研究是一场接力赛。最早参加研究的一批资深学者、记者和史学工作者跑了第一棒，此后的年轻一辈接过第二棒、第三棒，最终跑到了终点。”秦绍德在该书首发式上说。
如今，这场接力仍以另一种方式持续着。
“在这个领域（中国新闻史研究），我还有很多事要做。”中国新闻史研究属于相对小众领域，优秀人才的稀缺让秦绍德有些忧虑，“尽管这个队伍目前扩大了不少，但全身心投入在这个领域里做研究的还是太少”。
近年来，他积极参加中国新闻史地方史学会的活动，“一方面我希望多鼓励年轻人继续做研究。另一方面，我也想发发声、做些呼吁，因为新闻史研究是集体的事业，一个人很难做起来。”
全媒体时代，有人质疑纸质媒体的历史是否还有研究的价值，秦绍德却认为，网络传播的核心内容并没有变，只是传播的方式变了，纸质媒体的历史和经验是传播史中不可或缺的链条，需要好好总结。“什么是新闻？新闻还要不要坚持真实性第一？新闻传播要不要讲究社会效果？……中国新闻史揭示的传播规律并没有过时。”
今年5月，复旦新闻学院中国新闻史资料中心成立，这让秦绍德由衷高兴。
位于新闻学院图书楼的中国新闻史资料中心资料室，新添置的书柜、桌椅齐整摆放。书架上，新闻通史、各地新闻志、资料丛书、新闻史收藏目录等十大类新闻史书籍陈列有序，其中不乏市面上已买不到的绝版作品。“我们还要动员更多老师来捐书，以后这里的馆藏会越来越丰富。”
资料室的落成将为有志于新闻史研究的师生提供良好的科研环境，有利于培养出更多新闻史研究的“接棒者”。“学生们可以在这里自由进出、翻阅，也可以在这里待上一天。”
乐在其中的“科研义工”
几乎每个工作日，秦绍德都会来新闻学院。他笑称，自己是个“科研义工”。“我没有任何功利的要求，完全根据研究兴趣在做。”
2011年离休至今，除了完成《中国地区比较新闻史》的编写出版工作，秦绍德还牵头编写了《日本情报中的近代中国报刊史料汇编》（四卷本）、《舆论生态与主流媒体建设——兼谈“走、转、改”》等著作，他合作的对象既有来自历史、外语等学科的专家学者，也有活跃在新闻一线的记者、编辑。
出于兴趣，他今年还写了一篇万余字的学术论文，探讨中文印刷的历史变革对中国近代报刊诞生的影响。最近，他又开始筹备起了新作。他读完了胡绳武（复旦校友）所写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形成》，“要正确论述报刊和经济政治文化的关系，而不是把报刊看作一个偶然事件，就要放到历史的必然性中去考察，用正确的历史观来把握。”在他看来，理论基础需要几十年的时间去积累，自己目前还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历史观的叙述。
置身大学四十多年，秦绍德对高等教育有独到见解。不久前，他的新书《大学似海》出版。该书分正襟危坐、高谈阔论、画龙点睛、指陈东西、往事回眸和附录六个部分，收录近百篇文章，从教育到文化，从历史到现实，从大学到社会，无不涉及，体裁涵盖讲稿、评论、书评、小品、访谈等各类文章。
“大学应该包容学子们多样化选择，也应包容不同方向的科学研究，允许自由探索。”
在秦绍德看来，大学是知识创造和传播的海洋，也是中外交流文明互鉴的海洋。包容性和多样性，造就了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