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办好医学院，如何培养中国本土的医学人才，以实现现代医学的本土化，是一个世纪以来几代医学教育工作者孜孜以求的目标。毫不夸张地说，颜福庆以广泛的人际关系，以及对时事的精准判断，成功打造了医学教育本土化的范本，即上海医学院。早在1918年，兰安生与颜福庆在萍乡煤矿工作时，曾因颜氏广泛的社会关系深受触动。在写给其上级海筹（Victor H. Heiser，1873—1972）的信中，兰安生写道，颜福庆的“主要能力是他与官员的社会关系”，“他作为政治家的能力大大超过了他的医学水平”。兰安生在颜福庆身上得到启发，他渐渐认识到洛克菲勒基金会单纯开展“项目式”的工作（如萍乡煤矿钩虫病防治），缺乏“可持续性”“可示范性”，根本无益于推广公共卫生理念。只有通过开展医学教育，才有可能在中国精英中建立人际关系，进而推广“在地化”的公共卫生，这一想法最终间接促成北京协和医学院公共卫生科的成立。此外，颜福庆对于医学院“专任教师”的重视与强调，上医师资的聘任制度、培训制度，以及对于优秀毕业生的留用惯例，让我们感慨一所优秀的本土医学院办学是多么不易。同时，颜福庆成功的实践经验也为我们今天医学院的人才培养、教师队伍建设等问题提供了启示。
——摘自《医学教育的本土实践：颜福庆创办上医研究三题》
在近期由王启元、于业礼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近世中国的医学与士人》一书中，收录了钱益民、唐一飞所著的《医学教育的本土实践：颜福庆创办上医研究三题》一文，透过师资、经费、医院三个维度解析“如何办好医学院，如何培养中国本土的医学人才”这个命题。
医学教育的本土实践：颜福庆创办上医研究三题
三、教学医院的设立与中山医院的筹备
在颜福庆于上海开展公共卫生事业之前，1921年，兰安生（John B. Grant，1890—1962）被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派往中国，在北京拓展公共卫生事业。颜福庆和兰安生的事业有一定的相似性。杜丽红认为，兰安生之所以能在北京让公共卫生“在地化”，是因为他“有着其他书斋型专家不具备的人际交往能力”，成功地融入了北京社会。同时，兰安生紧跟美国公共卫生的制度，又因地制宜，适应北京需求，采取灵活的策略影响北京公共卫生的制度变迁。回顾颜福庆在上海设立教学医院、筹备中山医院的过程可见，颜氏和兰安生采用的方法非常相似。近来刘烨昕和田淼利用洛克菲勒基金会档案，进一步指出：兰安生在与颜福庆合作时受到颜氏启发，意识到想要在中国开展事业，人际关系十分重要。只有借助广泛的人际关系网络，才能获取政治、经济、教育、卫生方面的种种支持。除了具有人际关系网络的天然优势，颜福庆还敏锐地意识到本土医院所应面向的群体，他巧妙地将医院与医学教育中临床教学的需求结合起来，最终做出创举。
1927年国立第四中山大学医学院在吴淞创办。吴淞校舍除照片中主教学楼外，还有宿舍、厨房、膳厅、动物房、旧提镇公署（复旦公学创校旧址）等建筑
1927年，以原国立政治大学为旧址，第四中山大学医学院（上海医科大学前身）已经开办基本系一二年级。此后颜福庆一方面延请教员，一方面也在思考如何设立教学医院。基本系的学生暂时还不需要进入教学医院实习，故而教学医院的设立尚不至迫在眉睫，但颜福庆也需要为未来医学生的实习场所早做准备。1928年，第四中山大学医学院与上海红十字会商妥，暂借在海格路上的红十字会总医院为第一实习医院。关于暂借红十字会总医院的原因，表面看来是由于颜福庆向来对红十字会工作颇感兴趣，对红十字会工作较为熟悉。而考察颜福庆的早年经历，会发现红十字会总医院院长刁信德与颜福庆为圣约翰书院同学，二人同在1899年入学，在同一课堂上学习，二人以“削发西装”的形象出现，在同堂师生中显得卓尔不群，颜刁二人的关系在医学院与红十字会医院合作中起到推动作用。
中国红十字会总医院创办时名为中国红十字会医院学堂（今华山医院）
1927年，红十字会总医院院长牛惠霖辞职，红十字会讨论改组总医院，公推刁信德为正院长，为期三年。到了1928年，无论在红十字会还是在红十字会总医院，都出现明显的经济问题。当年红十字会总医院赤字已达4151美元，颜惠庆（1877—1950）也注意到红十字会总医院存在的“超额预算”问题，与红十字会庄得之“就医院问题进行长时间的讨论”，又“为医院事给庄写了长信”，设法为红十字会筹款。1928年的红十字会显出衰颓之势，“现任常议员已有病故及离沪者不下十人”，每次红十字会开会时“出席寥寥”。当时正是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交替之时，红十字会内部管理人员寥寥，外部亦存在信用危机，甚至红十字会登报坦承，在外时有攻击红十字会的传单印件。可以说当时红十字会有着内忧外患，管理者缺位自然会使红十字会经费紧张，在外受攻击更使得红十字会募资困难。在这样的背景下，红十字会进行改选，选出颜惠庆为正会长，王正廷、虞洽卿为副会长。1928年夏，红十字会又添聘袁履登、赵晋卿、冯少山、林康侯、叶海田、王晓赖、虞洽卿、关䌹之、黄涵之、陈炳谦十人为议董，“以资补救”。这是红十字会面对乱局做出的调整策略。这些上海地方精英构成的人际网络通过其强大的动员能力，能募集资金改善红十字会的经济困境。之后颜福庆发起中山医院时，袁履登、赵晋卿、王晓赖、虞洽卿、黄涵之、陈炳谦的芳名也位列“中山医院发起人”名单，成为中山医院募资的重要力量。
中山医院发起人签名
1928年7月，颜福庆到红十字会商谈医学院与红十字会总医院的合作，决定“不敷经费，由医学院备款贴补”，解决了红十字会总医院经费不足的燃眉之急。在此之前，1927年12月，私立上海协和医科大学校董也与红十字会有过协商，其联合第四中山大学医学院、圣约翰大学医科、同仁医院、苏州东吴大学等，希望红十字会总医院能作为上述医校的实习医院，最终却不了了之。若站在红十字会的立场上看，作为红十字会“根本所在”的红十字会总医院，若被他人掌握，他日定难以收回，故经“详细考虑后”红十字会最终决定“从长计议”，这实则说明红十字会没有合作意向。而1928年7月颜氏愿意承担红十字会总医院中不敷的经费，又在两年协议中与红十字会“划清界限，严防日后侵越之弊”。颜氏清晰的边界意识，让红十字会放下自己的医院被吞并的顾虑，这可能是红十字会总医院和医学院得以合作的真正原因。
1928年8月1日，红十字会董事部代表庄得之正式对外宣布，由红十字会聘任颜福庆为医院院长，原院长刁信德辞任医院院长。颜福庆当即指出，医院将加以改进、添置器械药品、“直驾沪上外人医院”，使医院发挥出治病救人和临床教学的双重功能。医院之改进得处处考虑到患者的利益。原先该院惯例是，上海名医送患者入该院治疗，患者除了要支付住院费，还要给原本的医生交一笔“医金”。这一改革保证少数群体享受“头等病房”待遇的同时，也降低了平民就医的成本。1931年红十字会总医院年度报告中，颜福庆根据医院收治病人的背景阶层，有针对性地提出将总医院打造成“注重中等阶级之服务”的医院。这一面向“中等阶级”的定位与之后中山医院的定位完全相同。经过两年多管理红十字会总医院的实践，50岁的颜福庆已十分清楚本土的医院应该面向什么群体。
合作后的红十字会总医院经费扭亏为盈，也积极参与公共卫生工作。1929年上海曾发生严重的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疫情，最终医界估测死亡人数在五百人以上，而这场疫情的第一例患者即由红十字会总医院上报市卫生局。红十字会总医院还拓展科室，到1933年已有内科、外科、小儿科、妇产科、眼科、耳鼻喉科、皮肤花柳科、肺病科和泌尿生殖科。除肺病科外，每年每科门诊病人数量在2000人以上。病例最多的外科门诊，一年的病人多达27879人（1931年7月至1932年6月计）。所有分类例数均有数据记录。这些病例都是上医学生的生动教学素材。实习医院除临床病例外，还常常进行病理解剖，一年内实习医院解剖不同年龄段尸体共170例。从医学院自己发行的材料看，当时上医同一级学生仅二三十人，实习医院的病例相对较丰富，实习医院的师资也属于优良。但事实上，医学院的实习医院也并非完美无瑕。1930年国联代表、哥本哈根大学医学院教授费伯（Knud Faber，1862—1956）来华考察，他站在外人的角度，客观、细致地考察了中国的19所医学院，并在《中国医科学校报告》中逐一给出评价和改进意见。在报告中，费伯认为国立中央大学医学院的“教学医院并不适合开展教学活动，实验室和临床教学缺乏场地，病人数量也不足。门诊部设备太差，学院已计划在市中心另设一家医院，夏季可作霍乱医院之用……”对红十字会总医院硬件设备和门诊病人数量不足提出尖锐的批评，但费伯对学院教师和职员却不吝溢美之词：“这所学校的教学非常优秀，中外医师、员工表现出色，在工作中有着真正的科学精神，在医院里表现出对临床的兴趣。学院开设仅仅数年，教职员工值得在更好的条件下工作。”教职工体现出优良的素质，与颜福庆早期将大部分支出用于教职员工薪酬不无关系。
现有的红十字会总医院虽可供学生实习，但其硬件设备并不如人意，空间有限，不论如何改建，始终存在门诊病人数量不足的问题。而且，红十字会总医院为租赁性质，并不真正属于医学院，吴淞的基础部与上海的红十字会医院又距离颇远，师生往返非常不便，这成了医学院的硬伤（the worst feature）。此外，上海有约三百万市民，全市医院的床位数仅约5000张，平民就医仍然存在困难。只有成立一家邻近医学院的新医院，而且主要面向平民，才能解决或部分缓解这些问题。筹建一所医院的想法应该此时就已在颜福庆心中萌芽，嗣后这一想法又不断成熟完善，一个更大规模的、集医院和医学院为一体的医事中心的蓝图渐渐成形。
《颜福庆传》一书中描述了颜福庆为中山医院筹款的艰辛过程，书中的1931年1月17日“中山医院发起人会议记录”手写稿照片，尤为珍贵。据照片上的人名可考，王一亭（航运业）、虞洽卿（银行业）、赵晋卿（地产业）都曾担任过上海总商会的会董，上海商会组织最早成立于1902年，初名为上海商业会议公所，1904年改组为上海商务总会，1912年再度更名为上海总商会，总商会的会董作为各行各业的佼佼者，能给颜氏募资带来极大助力。有趣的是，上海佛教居士在中山医院筹建中亦发挥重要作用。当时的上海居士界领袖大多是绅商名流，具有多重复杂的身份。如位列中山医院发起人的王一亭（1867—1938），除了是大阪商船会社、日清轮船公司买办外，也是世界佛教居士林林长。王一亭与关䌹之、黄涵之等居士于1930年正月在上海觉园创立“弘化社”，印经流通。而关䌹之、黄涵之就是上文提及的1928年夏红十字会新聘十名议董之二，黄涵之也位列中山医院发起人名单。同样位列名单的还有屈映光（1881—1973）、闻兰亭（纱业巨头，1870—1948）两位居士，可见居士姓名出现在名单上绝非巧合。在佛教的慈善思想影响下，绅商阶层居士形成了乐善好施的慈善公益观。这一点与中山医院的“救死扶伤”，乃至更宏远的“培养医学人才”的意旨不谋而合，因此以王一亭为首的佛门居士在中山医院筹款的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亦不容小觑。
1931年1月17日“中山医院发起人会议记录”手写稿照片
根据《字林西报（建筑副刊）》报道，在筹备时，上海医事中心并非简单的一所医院加上一所医学院。中华医学会总部、鸿英图书馆、供给医院运营的盈利性产业等，都计划集中于医事中心之内。中华医学会此时已是中国医学界最有影响力的学会，有中外医师会员逾两千人。上海医事中心建造中华医学会总部大楼的第一部分费用已经齐备，包括一个医学图书馆、一个大礼堂、一个医学博物馆（未定）和一些会议室。鸿英图书馆计划建在中华医学会总部大楼旁，图书馆内以医科图书为主，叶鸿英出资一百万元作为图书馆成立基金，交由理事会管理。鸿英图书馆、中华医学会、上海网球会等都计划租借医事中心的土地，租金将作为中山医院的经费和基金。上海迄无医科图书馆，也无医生聚集、交流的场所，上海医事中心成立后，全市的医生可以于此交流经验、提高水平，努力推动中国医科进步。医学界认为，上海的执业标准需要提高，医生需要提高医德、更科学，而非更商业化。根据纽约和伦敦等国外大城市的经验，医事中心可以促进医学进步、提高医德，让医生更好地为病人服务。大萧条时期美国CCMC调研得出，半数低收入人群全无医疗照护，因此CCMC在1932年的报告中建议应成立“社区医学中心”（Community Medical Center），并推广医疗保险。虽然有部分美国专家对此大加斥责，视之为“煽动性的”，甚至贴上“共产主义”的标签，但这些报告和论争对高度关心国际医学动向的颜福庆而言是有启发性的。国外经验潜移默化地影响着颜福庆，并最终体现在他对医学院和中山医院的设计中。
中山医院将设立约450张床位，未来可扩展至1000张。其中内科（包括儿科、肺结核、梅毒、皮肤科、神经病和精神病）床位190张，外科（包括泌尿外科和骨科）床位80张，妇产科床位45张，眼耳鼻喉科床位62张，另有头等、二等病房的床位68张。与红十字会总医院一脉相承的是颜福庆的“患者至上”（Patients First）原则，该原则将是中山医院全体工作人员的座右铭。中山医院同样主要面向中等阶级（the middle class），富人可以去其他医药费用更昂贵的医院，而苦力和劳工常常去教会和慈善机构接受治疗，中等阶级的平民此前往往无处可去，中山医院“以至廉之费，收至伟之效”，每日住院费用为2元，包括了食宿费、医疗护理费，给中等阶级提供了理想的医疗场所，堪称社会的福音。
上海医事中心共募资100万元，第一部分70万元用于建造中山医院，1934年秋已签订建筑合同。原计划建于法租界内中华体育协会棒球场，八个月内可以完工，甚至于8月23日已开始动工，但终因法租界当局多次阻挠，无法在法租界内建成，只能另选枫林桥旁土地动工，开工时间最终推迟到1935年12月9日前后。中山医院之结构设计显然经过了认真考虑，门诊部在主楼右角和一栋主楼前的一层建筑，设内科、外科、妇产科、皮肤科、眼耳鼻喉科和肺结核专科等，每天能接待500名患者。儿童骨科与伤残专科在大楼顶层的平屋顶上，上面有充足的开放空间，这样设计是由于儿童骨科病例多并发有肺结核，需要有新鲜空气、阳光和户外娱乐。中山医院的一楼为X光与物理治疗科，检查仪器有X光仪器和透视检查仪，另有X光、镭、电疗、热疗、水疗和其他物理治疗的设备。三楼主要为手术室，有两个清洁病例的手术室、两个化脓性病例的手术室、两个产房、一个暗室及一个骨科治疗室，还有一间乙醚室、一间消毒室、一间仪器室及医护人员的更衣室。医院中的X光机和病房的电灯呼唤信号系统均是德国西门子公司最新设计的产品。医院大楼以东有独立的护士学校和护士宿舍。
第二部分30万元用于建造新的医学院大楼，新建造的中山医院和医学院大楼都是中西合璧的四层建筑，规模巨大。医学院大楼为U形，大楼内有会议厅、图书馆和行政办公室，还有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细菌学、公共卫生、生物化学和药理学七个基础医学系，化学、物理学、生物学三个医学预科系（pre-medical department），每系有独立学生实验室和供教师科研使用的实验室。各科有了独立实验室，当时费伯在报告中指出的“吴淞各科实验室设备齐全但面积太小”问题也就得到了解决，最终医学院院舍大厦于1936年冬落成。
1937年4月1日下午2时，枫林桥边盛况空前，中山医院新院舍正式开放、国立上海医学院新院舍落成，《申报》特设《开幕纪念刊》大篇幅报道这一场面，这标志着颜福庆医学教育的本土实践的成功，上医自此开启了新篇章。
1937年4月1日，国立上海医学院新院舍落成、中山医院开业、中华医学会第四届大会合影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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