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欧大陆上不少古老文明都有使用印章的习惯，玺印为中国古代日常使用的官私印章的通称。考古发掘表明，中国至少在商代晚期就已经开始使用印章。在其后近3000年的历史长河中，以中国为起源地的东亚玺印孕育出其独特的形态、性质与功用，并中持续传承创新，从未中断。也正因此，玺印成为了记录古代东亚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活动的重要遗物。直到今天，印章作为一种凭信工具，在东亚各国家和地区仍被广泛使用，在日常生活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9月28日，以“提倡‘诚信文化’，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为核心宗旨，由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主办、《书法研究》编辑部协办的“方寸万象——中国古代玺印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复旦大学光华楼西主楼30楼思源厅开幕。“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专家委员会专家和中、日、韩三国研究中国古代玺印的学者和收藏家齐聚一堂，共襄盛举。
会议围绕玺印以及与玺印关系密切的封泥、陶文等实物资料展开，其上记录了大量与地名、职官、姓氏、名字有关的信息，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同时，先秦秦汉玺印一直是明代以来文人篆刻取法的对象，前人还总结出“印宗秦汉”这一学习篆刻的定则，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另外，玺印作为文化传播的桥梁和纽带，承载着厚重的历史与文化价值，深入对玺印及相关文化的研究，将有助于坚定文化自信，推动中华文化更好地走向世界。
9月28日上午9点，“方寸万象——中国古代玺印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开幕式由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主任刘钊主持，复旦大学文科科研处处长顾东辉，中国古文字研究会会长、古文字工程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吉林大学原副校长吴振武，上海博物馆研究员、西泠印社副社长孙慰祖，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中国书法家协会篆刻委员会副主任、西泠印社副秘书长许雄志，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教授刘海宇，上海书画出版社副社长、《书法研究》杂志主编朱艳萍分别致辞。薮敏裕、萧春源、许雄志、朱艳萍为新书《方寸万象——新见中国古代玺印封泥陶文集粹》揭幕。
其后，曹锦炎教授、松村一德教授、孙慰祖研究员、吴振武教授作大会主题报告。报告会由刘钊教授主持。
曹锦炎发表题为《新见古官玺零拾》的学术报告。文章对楚国的“新陵邑大夫之鉨”“建陵君鉨”“官司马鉨”；齐国的“齐市”“士帀之鉨”“城阳左 栗”；以及燕国的“居与都王伏鍴”等7方古代官玺作出考释。
松村一德发表题为《基于文字形体差异的秦封泥分期考》的学术报告。文章以“丞”字的形体差异为切入点，结合秦纪年兵器铭文、战国秦国、秦代、西汉简牍中的相关字形，将秦封泥文字分期为战国、始皇二十六年、始皇二十七年以后的秦代、西汉早期，共计四段。
孙慰祖发表了题为《南朝刘宋印群探例》的学术报告。该文以印群为研究单元，从标志字、印钮形态、书手和印工风格、地名等角度出发，探究了细化南北朝印章断代标准的可能路径。孙先生还指出，从印文风格与钮式特征出发，对东晋南北朝官印作出细化的断代研究，具备了必要性和可能性
吴振武作题为《从古印人名谈战国铭刻中当记志讲的“则”和“侧”应读作“志”》的报告。他从古印常见人名“不识”又作“不志”讲起，利用淅川下寺所出镈钟铭文里“则”又作“戠”等异文资料，提出著名的晋器驫羌钟和战国中山王方壶铭文里当记志讲的“则”和“侧”，都应如秦封宗邑瓦书所表述的那样，读作记志之“志”，并从排他法的角度，加强了他的这一观点。
在专场研讨会上，中、日、韩三个国家的38位学者围绕古玺、秦汉印、封泥、名家旧藏、玺印所见姓名、玺印所见秦汉官僚制度、陶文等专题宣读论文，切磋交流。
据悉，印章文化在三国流传的过程中，既有着共同的历史渊源和文化基础，又各自发展出了独特的艺术风格和文化内涵，跨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不仅丰富了各自的文化宝库，也促进了三国之间的文化理解和友谊。此次会议不仅为专家提供了各抒己见并充分交流的平台，还在深入古代玺印研究、深化文明交流互鉴等方面起到推动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