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远朋:立足中国思考马克思主义时代化

用一生确信马克思主义,学术生涯同时代变迁紧密相连

作者:赵天润摄影: 视频: 来源:《复旦》校报发布时间:2024-09-19


内心深处的信仰,是他一生的坚持。

跨越半个世纪,他潜心《资本论》研究教学和普及,用一生确信马克思主义。

广育人才、开放胸怀,他立足中国,思考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命题,成为最早建立社会利益理论体系的政治经济学家。

822日,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洪远朋因病于上海逝世,享年90岁。

深耕马克思主义,半生潜心研究《资本论》

建国70周年之际,洪远朋接受媒体采访,将国家发展的70年总结概括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的三个春天”。“我很幸运,每个‘春天’都经历了,都参与了,都努力了。”

1956年,洪远朋作为调干生考入复旦大学经济系政治经济学专业。

1961年本科毕业后,洪远朋师从蒋学模先生,自此,与《资本论》结下不解之缘,也开启超过半个世纪的研究教学和普及。

迄今为止,洪远朋发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相关著作60余本,学术论文360多篇,被誉为“既能坚持又有创新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这些著作,关于《资本论》研究的专著、教材就有近二十本。

“我这个人就是这样,任何一件事,要么不做,要做就一定要做好。”自律自励,言出必行——这是提及洪远朋性格时最常见到的评价,他还有个称号叫“拼命三郎”,1991年至1996年任经济学院院长时,他每日必到办公室,每天接送教师的第一趟班车上总有他的身影。

20世纪80年代,是洪远朋学术生涯的重要时期。仅1983年,独立发表8篇论文,同年,其著作《政治经济学入门》获全国政治理论通俗读物一等奖。次年,跻身全国百名50岁以下特批教授之列。他的硕士生程恩富回忆:“现在的科研最早受他启发。他很刻苦,中年的时候在复旦成果他第一。”

他不仅做深邃的研究,还提倡“通俗化经典理论不仅要尊重原著、清晰表达,更要提出新问题,激发读者兴趣”。1985年,《通俗〈资本论〉》问世,激发无数人对经济学的兴趣,是洪远朋学术生涯最看重的著作。

2008年,金融危机席卷全球,海内外再现“马克思热”“《资本论》热”,中国也不例外。正是那时,洪远朋接到出版社编辑电话,问他是否愿意再版23年前的那本《通俗〈资本论〉》。

“我愿意。”洪远朋用2个月修订完书稿,交付出版社。后来这本书不但成为理论读物中的畅销书,还被中宣部、新闻出版总署列入第二届优秀通俗理论读物的推荐图书,获得上海市2010年邓小平理论研究与宣传一等奖。

晚年他退而不休。2017年,《资本论》第一卷发表150周年之际,83岁的洪远朋又接下重任,数月之后,《〈资本论〉学习丛书》亮相上海书展,成为晚年洪远朋对自己一生研究《资本论》的回望和总结。

一生嗜读《资本论》,一生研究《资本论》,洪远朋却总是说:“我只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小学生。我只有一句话——确信《资本论》是马克思主义的百科全书,确信马克思主义万古长青。”

追求新思,建立社会经济利益理论体系

“问题导向、知行合一、经世济民、追求卓越。”复旦经济学科百年发展,始终同时代发展变迁紧密相连,与国家、民族的命运休戚与共。洪远朋的学术生涯,也是如此走过。

1988年,世界经济与政治经济学两个专业被国家教委定为全国首批重点学科,在这次评选中复旦共有16个重点学科。第二年,以蒋学模、伍柏麟、洪远朋教授领衔的政治经济学课程改革获得国家级特等奖。

“先生的学术事业,奠基于《资本论》研究,延展于理论经济学领域,关注于社会主义经济实践,为当代中国经济改革奉献出系列探索。他的人生轨迹与学术贡献,都显现着理论与实践融合无间的特点。”洪远朋学生、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马艳回忆。

洪远朋是国内公认的“经济利益派”的代表人,被誉为最早建立社会经济利益理论体系的政治经济学家。

他主张理论家应该走出书斋,密切关注风云变幻的中国改革,尤其是越来越与世界接轨的中国经济。2008年,洪远朋所著《社会利益关系演进论》获得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著作类一等奖。2011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成果《新时期社会利益关系总论》系列著作出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实践的政策导向。次年,洪远朋获得上海市第十一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学术贡献奖。

从围绕这一主题的著述多次获得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著作类一等奖,洪远朋也获得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学术贡献奖”等荣誉,2014年,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第九届论坛授予洪远朋教授“世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奖”(Marxian Economics Award)。

作育人材,既做“严师”也是“慈父”

2021年冬天,在《共产党宣言》展示馆,年近90的洪远朋,在参观了展示馆一楼后,执意要到二楼参观。在陈望道老校长照片前驻足良久,对讲解员说:“老校长对学生的关爱,影响着我的一生”。

洪远朋带博士生有自己的特色,一般会尽可能吸收学生参与自己主持的国家科研项目,鼓励他们选择与课题相关的学位论文选题,使之在“传帮带”中得到锻炼与提高。

“一篇论文,改上十遍八遍是家常便饭。每篇文章,他都会字斟句酌,用红笔在上面做好批注或亲自动手修改。”后来,马艳的博士毕业论文《风险利益理论》编撰成书,收录在《经济利益理论与实践》丛书,成为社会经济利益理论体系中重要的著作。

“他在人才培养上坚持系统化的训练,对语言表达,对数据引用都非常严格,往往把学生推向前沿”,管理学院教授孔爱国曾和洪远朋合作研究过好几个课题。“我不是洪老师指导的学生,但他从来都把我当他的学生。”

而在学生眼中,洪远朋是一个绝对的严师,也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慈父”。

“每次有学生去他家拜访,他都会轻声询问,‘我能为你做些什么?’”马艳说:“他总是希望再为学生做点什么,无论是学业,还是生活,像个‘慈父’。”

中华艺文基金会理事长余政是洪远朋的首批博士生,他回忆,“我们从老师那学到不仅是做事的学问,更是做人的本领”,有一次余政爱人来沪,正好洪老师和师母出差,就让夫妻俩住他家,卧室写字台上放着钱,字条上写着“最近换季,上海东西也便宜,你们拿上这些钱去买些喜欢的东西”。

作为“国内为数不多的西欧经济学家”,经院教授周建平在学术道路上与丈夫比翼齐飞,博士生们幸运地拥有“双导师”的待遇。

夫妇二人一直住在凉城路复旦小区的“博导楼”,二十多年没换过房。最大的房间,是二人的书房。每次博士生来家里上课,周建平都一起参与讨论。后来,家附近的“章记粥铺”成为师生讨论、聚餐的固定场所,学生们笑言,那是洪老师家的第二个厨房。不少博士生在论文致谢中,也特别感谢老师与师母,“家庭般的温暖”。

经济学院院长张军回忆,洪远朋曾赠言青年教师四个“一”:讲好一门课程、主攻一个研究方向、熟练应用一门外语、承担好一项社会工作。

多年后,学生们印象最深的就是:“老师总是提前一刻钟抵达教室,拿着一摞厚厚的讲义,对原文原典抠得很细,概念把握极其到位,考试要求也是一丝不苟。即便是‘庸俗经济学家西尼尔之流’,少了‘之流’二字,就要丢掉两分。”

IMF副总裁、杰出校友朱民先生说一直记着当时洪老师一个字一个字地教他们《资本论》,“到现在都还能把《资本论》背两段”。

那摞厚厚的讲义,就是后来的《<资本论>难题探索》。马艳称之为自己的启蒙之作,“当时大家人手一册,完完整整读过一遍,我才对《资本论》有了感觉。时至今日,我还会时常翻看,依旧对研究和教学有很大的帮助”。

201510月,洪远朋在经济学院恢复建院建院三十周年庆典上致辞,“我们的未来青年要有好的成果,要学习学习再学习,创新创新再创新”。

如今,先生已去,但他为人、治学的精神,仍将激励一代又一代复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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