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一声老师，一世恩情；桃李芬芳，教泽绵长。良师不止在三尺讲台播撒知识，更用言传身教为学生提灯引路，撒下爱与呵护的种子。我国第40个教师节到来之际，复旦大学特别推出“我和我的老师”系列策划，邀您欣赏复旦师生间的动人华章！
曹沛霖先生近照
曹沛霖先生生于1933年，1951年考入复旦大学财经学院合作经济系读本科，1952年院系调整后到上海财经学院（现上海财经大学）继续学习，1954年毕业后到复旦大学马列主义基础教研室任教，后在1964年成立的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现属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任教，直至光荣退休。
曹沛霖先生曾任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系主任、复旦大学首席教授，主研比较政治与中国政治，是复旦大学政治学理论专业博士点的创始人，提出了“行政集权民主制”“道德集权民主制”“政治知识化”等标识性概念，并对西方政治制度的理论原理以及“制度背后的制度（制度精神）”“制度短缺与磨损”“政府职能的分化逻辑”等有精妙分析，著有《制度的逻辑》《比较政治制度》《议会政治》《比较政府体制》等代表作，主持翻译了阿尔蒙德等著的《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一书，因“对改革开放后中国政治学学科恢复与发展，尤其是比较政治学研究等领域作出重大贡献”，荣膺上海市第十五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2018-2019）“学术贡献奖”。
1998年9月到2001年6月，我跟随曹师沛霖先生攻读政治学理论专业博士学业。一晃如今已有二十六年了，不论是博士毕业后我曾短暂回到安徽合肥工作，还是调入华东理工大学工作，直至再到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任教，曹师沛霖先生的知识教诲、睿智建议、善意批评一直伴随着我的个人成长与职业生涯发展，我们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
“我这辈子上课从来没有迟到过”
曹师沛霖先生从工作到退休，在复旦大学执教了五十多年。他在接受学校记者采访时，很自豪地说过一句话：“我这辈子上课从来没有迟到过。”
上了五十多年的课，从来不迟到，看上去也没有多大神奇的地方，可对于中年两地奔波、老年事务繁忙的曹师沛霖先生来说，还是实打实的不容易之事。曹师的爱人早年在苏州工作，孩子也在苏州读书，曹师不得不在工作之余奔波于上海和苏州之间。那时的交通不像如今这么便利，出个城要做很多准备，要换很多车次。一旦遇到车次取消或者交通特别拥堵的情形，且不说迟到，就连能不能正常上班都很难说。于曹师而言，“上课不迟到”是一件顶要紧的事情，已变成了对认真教书的一种信念，容不得半点马虎。
1995年，63岁的曹师出任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主任。那时整个国家正处于向市场经济体制大转型时期，学校与系所的资源都比较紧张。作为一个系的“当家人”，既要忙日常的教学科研事务和学科点布局建设，又要忙教职工的职称晋升与福利改善事务，还要忙校系两级的日常行政事务以及国际政治系政治学、行政学与国际政治三大专业在全国的名声。在此种情形下，能保证正常上课，且上课从来不迟到，还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在我读博期间，曹师还坚持给我们上一门博士生主干课《比较政治》。曹师上课时，不仅不迟到，而且还坚持站着给我们讲课。曹师讲课条理分明，逻辑缜密，思路开阔，新意迭出，若将其授课内容稍作整理，就能成为一篇关于某个论题的好文章。我上课时做了较为详实的记录，后来工作后讲同样课程的相关专题时，还会时不时翻阅参考。曹师的学生中，还有人从头到尾做了完整的听课笔记。后来，曹师的几个学生将这些听课笔记和相关文章、著作中的重要内容进行了系统整理，构成了《制度的逻辑》一书的雏形。
“把我知道的一切都告诉学生们”
曹师沛霖先生这代学人，有个特点，就是早年经历了各种政治风雨，中年以后由于学科研究的需要，又做了大量的案头资料整理与研究的隐姓埋名工作，而到了大规模重建一度遭到停顿的社会科学各学科的时候，所做的重点工作还是放在教书育人之上，反倒将个人著述发表事务放在次要的位置，进而形成了这代真有学问的学人群体普遍呈现的“述而不作”之特色。
曹师曾说过一句话，能够代表他的真实想法：“我们是踏在别人肩膀上上来的，我也希望学生们能踏着我的肩膀上去。”在我读博时，他就鼓励我们把他的一些独创思考写出来并发表，甚至认为学生将老师的观点发扬光大，在学术上算不上是剽窃行为，因为学术是一代又一代学人的薪火相传事业。在如今强调尊重知识产权且文科思想独创不易的时代，曹师的观点显得有些另类，恰是说明了越有真本领的学人，实际上越不在乎这些外在的东西。也正因为记住了曹师的这句话，我如今经常在微信朋友圈和微信公众号上先行分享一些前沿思考甚至带有独创性的观点，目的是让更多青年学子了解和学习业界视角，将这些社交媒体平台变成没有围墙、没有门槛、开放的大学课堂。
曹师在给我们上课时，曾提出应该将我们当前的一项重要组织制度——“民主集中制”上升为“民主集中负责制”的新颖观点，但当时曹师并没有向我们讲明具体原因。后来，我尝试将此观点写成文章，可功力不逮，写了个半成品就写不下去了。随着针对民主集中制的讨论在现实政治生活中越来越广泛应用于各种议事与决策制度，我有感而发，在博士毕业十几年后终于完成此文，并发表了出来。为此，我还在先期发表于报刊的文章最后，特别注明“受曹沛霖教授的观点启发”，以示对曹师原创观点的尊重。后来，我将此文拿给曹师看，曹师特别高兴，感慨终于把文章写出来让更多的人知道了。
因为我喜欢将日常所见所闻与所思所想发在微信朋友圈，曹师读后，每隔一段时间总要发给我一两张或好几张手写的感想的照片，一方面是鼓励我多写多发，让他更多地了解外面的世界，另一方面是谈他对某些事情的看法，并对我的一些观点进行评点，增进师生间的探讨。比如去年我在应约撰写一篇关于党和国家政治制度体系的现代化建构问题的文章时，由于此论题很是宏大，有些方面也吃不准，于是我这个“老学生”就拟了一份写作提纲发给曹师指正，曹师很快就发来了他的修改意见，并提醒我要注意“现代政治制度体系的有效运转逻辑问题”，这充分体现了曹师沛霖先生为师者的指路明灯作用。
“要对大时代有大关怀”
学人做学问，有三种境界：一种是有知识的外层境界，即拥有某一专业领域比较细致完备的知识，但缺乏知识转化与理论对话的意愿与能力，固守所谓的“专业门槛”不前，甚至走向了自娱自乐的境地。这是当前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做学问的普遍情形。一种是有学问的中层境界，表现为对本学科知识的融会贯通，并将其与历史、现实和比较连接起来，既成一家之言又具释人惑之功。再一种是有智慧的深层境界，体现在对人性、人事、人生、人口、人世、人心“六人问题”的深刻洞察，是将知识、学问、工作、生活与人情事理、世道人心有机结合的体现。这种学问的智慧之道，非经岁月的风霜、生活的磨砺和政治的变幻而不得。无疑，曹师沛霖先生是将知识、学问和智慧三者有机结合的学人典范。
记得博士入学后不久的一个冬日下午，我到凉城新村的曹师家去看望曹师和师母，师母给我冲了一杯当时比较流行的速溶咖啡，闻起来香喷喷的。我坐在曹师家朝南的书房里的沙发上，曹师拉来一把椅子，和我对面坐着，师生俩海阔天空地闲聊起来。我能感受到曹师对国家发展、执政党使命和人民群众命运的关怀溢于言表。如今，执政党通过自我革命以及与人民监督的结合，找到了反腐败的利器，开创了国家繁荣发展和人民幸福安康的新格局。时至今日，那幅阳光打在脸上、师生对谈、关心党和国家未来命运走向的场景画面依然生动地浮现在我的眼前。
曹师沛霖先生是国内研究比较政治制度的权威学者。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比较政府体制》的研究与出版，到20世纪90年代初的《外国政治制度》和《西方政治制度》的编写与出版，再到21世纪初的《比较政治制度》一书的集成式写作与出版，都体现了曹师对比较政治制度领域的深刻洞察与卓越见解。2018年，在《比较政治制度》一书印行了几十个版次、发行了十几万册、使用了十几年后，由我负责第二版的修订工作。在通读全书的过程中，我深感当初曹师设计《比较政治制度》一书的写作提纲以及审定全书的内容时所拥有的洞察大势的眼光、冷静理性的态度、实事求是的方法与深谋远虑的格局，以及关于西方政治制度的原理提炼、制度分析、理论反思等重大理论与现实判断，经历了时间的考验和实践的验证。正因为曹师对中西政治制度的实质、脉络与框架进行过全面深入的考察和比较，他对制度背后的制度（制度精神）、制度的短缺与磨损、政治制度的实践模式与特征、政治制度的经济社会文化基础等重大问题便有了清晰、系统和前瞻的思考，这种思考无疑是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研究的宝贵财富，也为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优化提供了制度自信的动力和有益的经验借鉴。
新世纪来临之际，曹师曾专门撰文谈新世纪中国政治学“走向科学、走向实际、走向世界”的“三个走向”问题，吹响了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号角。如今，我国各门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正成燎原之势，由此印证了曹师二十多年前的睿智眼光和深邃思考。
“蓬山万里有归路，老凤指点解迷津”，曹师今年92岁了，智者仁者寿。敬祝曹师沛霖先生健康长寿，学问长青，家国情怀永驻！
本文作者与曹沛霖先生合影
（作者原文已刊发于《文汇报·笔会》2024年3月28日，见报时题目为《“要对大时代有大关怀”——曹沛霖先生二三事》，内容见报时有删节，《文摘报》2024年4月6日转载）
【作者简介】唐亚林，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与重大专项首席专家，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政府与政治、比较政府与政治、城市治理与区域一体化，代表作主要有《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逻辑》《使命型政党：新型政党理论分析范式创新与发展之道》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