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7月，我收到上海第一医学院医学系（1985年更名为上海医科大学，现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以下简称上医）的录取通知书，家乡——江苏黄桥东北的一个小村庄沸腾了，妈妈高兴地说，“你可以到爸爸身边读书了。”9月，爸爸送我去报到，一路上，他告诉我，这是一所非常好的学校，学校有多少教授。
我与上医结缘一个多甲子，在这里学习、工作，直至退休，一直没有离开过她。
上医培养教育我。难忘许由恩、张镜如、陈惠黎等老师的课堂，他们宏亮的声音、严密的思维、漂亮的板书；难忘郑思竞教授上课时敏锐地观察到我对学习解剖有为难情绪，约我晚上去解剖陈列室辅导，对我说，“你是班级的团支部书记，要带头当三好学生；解剖学是重要的基础学科，必须学好。”
在中山医院实习时，妇产科带教的盛丹青老师在手术台上发现我打结不熟练，罚我下了台，要我好好练习打结，不能在病人身上做试验。内科带教的罗忠芬老师在寒冷的冬天，总是先将听诊器在衣袖里弄暖，再放到病人胸部听诊，她还嘱咐我们，听诊好赶快给病人盖好被子，以免病人着凉。在消化科门诊，我幸运地遇到教授林兆耆，一天接诊一位腹泻病人，林教授让我开大便化验单，要求我：闻一闻大便的气味，看一看大便的性状，自己将大便送去检验科，自己看化验报告。总之，每个细节都要亲力亲为……这就是上医严谨求实的治学态度和教学风格。
上医给了我政治生命。1965年7月12日，读大二的我成为学校里最早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学生。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附属妇产科医院，遇到高秀惠、严敬明、钱水根等老师，他们的言传身教，让我懂得作为医生必须是具有仁爱仁心的人，要有过硬的技术和本领，要全心全意为病人服务。
1978年3月，我又服从组织安排，脱下白大衣，回到学校从事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管理与研究，在这一岗位工作了24年。2023年10月，我拿出积蓄在上医设立了“研究生教育创新基金”，用来奖励在肿瘤学、心血管疾病和骨科研究中做出创造性成绩的研究生。
2001年1月我退休了，在复旦研究生院又返聘工作了8年多，还在校老教授（退休教师）协会和关工委发挥余热十多年。这些年，我作为主编，编写了《上医情怀》；作为执行主编，编写了《上海医科大学志》、《复旦名师剪影》（医学卷）。在医学院的安排下，我为青年教师和学生（包括本科生和研究生）上课。我主持或参加的课题研究发表论文，多次获奖。
上医是我永远的精神家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