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医人上医情 】余赛妹：忆往昔岁月，我与母校的深厚情缘

1952年录取名单

上医师资力量雄厚，十分重视教学工作。我深切地感受到，老师们授课思路清晰，重难点突出，还巧妙地运用彩色挂图等教具，使课堂内容更加生动直观，引人入胜。我认真聆听每一堂课，细致地记录笔记，课堂效率极高，每次考试都能取得优异的成绩。上医对实验教学的重视也让我受益匪浅，老师们不仅注重理论知识的传授，还着重培养我们的实际操作能力。当时上医有着很好的实验条件，解剖实验课上，我们每六人共用一具尸体，在老师的指导下，初步学习组织解剖操作。而组胚、病理实验课则能为我们提供丰富的教学标本和器具，我们每人一架显微镜，我们能够反复观察、复习镜下切片组织病理形态，知识掌握得非常扎实。临床教学方面，各科专家凭借丰富的教学经验，为我们精心挑选了典型的病例进行示教。在老师们带领下，我逐渐掌握了询问病史、体检、临床思维分析、诊治等医疗基本要领和技能，每次临床实习都让我收获满满，自信心也日益增强。

上医也非常重视对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我入校后就担任班级团支部委员一职，始终在政治上要求进步。1955年3月，我荣幸地被批准为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当学校成立基础医学部时，我接到上级通知，让我将四年级的课程分成两年读，并任命我为基础医学部团总支书记，负责基础医学部三个年级学生团支部的工作和每周五下午的政治学习。在这样的安排下，我边学习边工作，这既是对我个人能力的锻炼，也是党组织对年轻预备党员的全面考察。在此期间我还有幸承担了一项上海市领导交办的光荣任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每逢国庆，上海市都会在人民广场举行盛大的群众游行庆祝活动。1955年，市领导决定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列设立护徽队，并将这项任务交给了上医。我荣幸地被任命为护徽队队长，负责整个队伍的组织与落实。我严格按照市政府对护徽队的要求，精心组织人员队伍，紧锣密鼓地进行排练。国庆那天，护徽队中间的八位男生身着白衬衫黑裤子，庄严地抬着国徽，而四周方型阵队的女生身穿花裙，手捧鲜花，大家精神焕发，步伐整齐，以饱满的热情接受检阅，圆满地完成了任务。由于我们的出色表现，市领导决定将这一任务继续交由上医承担，我也因此连续三年担任上海市国庆护徽队队长。这段经历不仅锻炼了我的组织能力和领导能力，更加深了我对祖国的热爱和对党的忠诚。

在这段时光里，我还遇到了我生命中的重要伴侣——任鹿。1950年，任鹿从上海中学毕业高分考取上医，担任班级团支部书记，195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5年毕业后服从组织分配，在黄家驷副院长领导下，负责苏联专家办公室工作。任鹿与我的相遇，源于我们共同参与的党、团组织工作。我们拥有相同的理想和追求，这份默契使我们的心灵紧紧相连。1959年2月，在我留校工作后不久，我与任鹿喜结良缘，共同踏上了人生的新旅程。

结婚照

回顾这六年大学生活，它无疑是我一生中最重要、最关键的时光：我不仅高质量地完成了医学专业学习，为日后的工作打下了扎实基础，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树立了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使我在职业生涯中能够勇于承担，认真负责，甘作奉献。更为重要的是，我还建立了美满的家庭，让我的人生充满了幸福与温暖。

余赛妹批准入党通知单

1978年，我被任命为基础医学院副主任，肩负起科研和研究生工作的管理重任，我十分热爱和珍惜这个工作岗位。当时恰逢国家改革开放，科技体制也迎来了重大的革新。1982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设立，开启了科研领域的新篇章，通过公开招标和自由申报，科研经费的分配方式由原本的拨款制改为招标制，这一变革极大地激发了科技人员积极性。

当时，我校生理教研室的李鹏老师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机遇，他率先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报了《躯体传入冲动对心血管功能调整作用及机制分析》的课题，并提出了十万研究经费需求。这一数额在当时已远超国家卫生部每年的科研行政拨款，能否获得批准，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我立即组织基础医学院的专家们对该项目进行了严谨的评审，在李鹏老师认真修改和完善申报材料后，我们终于迎来了喜人的消息——课题获得了批准，这一消息在学院内引起了很大反响，极大地鼓舞了大家的士气。基础医学院在科研方面历来有着雄厚的实力和坚实的基础，受此鼓舞，第二年，我们学院的老师们满怀信心，更加努力地投入到科研工作中。经过精心准备，我们向国家自然基金会申报了15项研究课题，令人振奋的是，竟然有十项课题获得了批准，共获得了55万科研经费！当时，这不仅在我们医学院系部中绝无仅有，即便在全国高等院校中也堪称佼佼者。这一成绩不仅彰显了我们学院的科研实力，也为上医的科研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84年，我被调任上医科研处处长，由此肩负起更为重要的责任，工作范畴也因此扩展，但我坚信自己能在这个岗位上取得更为卓越的成就。作为国家卫生部重点医学院，上医拥有完善的专业设置，基础、临床、预防、药学，各学科都具备独特的研究领域和重点，同时汇聚了一批富有创新精神和实力的中青年骨干力量。那时我每年频繁往返于北京，与国家卫生部、国家教委、国家自然基金委等相关部门领导深入交流，详细汇报上医在各项研究课题的进展、取得的显著成果、独特的优势和特色，以期获得更多支持和指导。同时，我及时将上级领导部门的重要指示和信息传达给上医的老师们，积极推动多学科之间的协作与交流，在承担和完成国家重大基础性研究、国家攻关项目、高新技术研究等方面，我校充分发挥了“国家队”的引领作用，每年的科研经费投入和科技成果奖励数均在全国高等医学院校中名列前茅。在此期间，上医还成功建立了医学神经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以及医学分子病毒学等五个国家卫生部重点实验室，这些实验室的建立为学校科研工作的深入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我在科研管理工作方面能够取得一定成效，离不开我爱人任鹿的支持与配合。当时，我担任上医科研处处长，他则担任上医国际交流处处长。科学研究与学术交流两项工作虽各有侧重，但实则紧密相连，相互促进，由我们夫妻担任这两项重要工作，可谓是“珠联璧合、浑然天成”，相互间的配合能够达到最佳的高效状态。那时我俩交谈的内容都是彼此的工作，他深谙上医老师们的科研工作内容和水平，通过国际学术交流这一桥梁，将上医的科研成果“送出去”，同时又将国际上的先进知识和经验“请进来”，有力地提高了上医的国际学术地位和影响力，而老师们也将国际交流中获取的宝贵资源转化为实际行动，进一步提升了上医的科研水平和创新能力。任鹿和我这种尽心尽力、高效协作的工作模式，不仅得到了各级领导的肯定，也赢得了上医老师们的广泛赞誉。经过学校职称评定委员会的严格考核，我们双双荣获卫生事业管理研究员的高级职称。我个人也在1988年被中华人民共和国人事部授予“中青年有突出贡献专家”的殊荣，这是对我个人和我们夫妻共同努力的极大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