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我作为恢复高考后第一届本科生进入复旦哲学系，在这之前，我在农场劳动，还当过生产队长，有着近40多年的学术经验和社会经验，我想我可以和大家一起分享中国式现代化以及学术的整体发展情况。”
3月12日下午，在相辉堂北堂，复旦大学文科资深特聘教授、哲学学院教授吴晓明开讲“强国之路”思政大课文科大类首场专题大课，题目是《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国学术的自我主张》。
没有抽象的真理
真理是具体的
由现代性，吴晓明引出世界历史的普遍特质。他说，世界历史不仅是广阔舞台，还是一个权力架构——有着基本的支配和从属关系。正是世界历史的这种基本态势，“任何一个民族如果不想灭亡，就不可避免的会被卷入现代化进程之中”，现代化成为每一个民族的普遍历史性命运。
如何来理解这种普遍性？他举了个例子：1844年，在思考当时相对落后的德国应该走怎样的革命道路时，马克思的回答是“德国道路的可能性在于它走法国道路的不可能性”，两个国家有着不同的社会条件、历史环境和文化传统，而社会革命的普遍性，必须根据德国特定的社会条件、历史环境和文化传统来具体化。
“没有抽象的真理，真理是具体的”，面向在座的听众，吴晓明提醒：“各位文科同学们，你们必须要给自己提出一个较高的理论要求，不能把抽象的普遍性、先验性，强加给任何对象、任何内容，要把这种普遍性根据特定的社会条件、历史环境和文化传统来具体化。”
那么，中国式现代化是什么？他认为，在承认现代化的普遍性、不可避免性基础上，中国式现代化是根据中国特定的社会条件、历史环境、文化传统而来的现代化。
摆脱“学徒状态”
获得“自我主张”
“学徒状态”由大规模的对外学习开启，这是不可避免的。
在吴晓明看来，随着大规模对外学习的展开，“自近代以来，我们的学术、文化，从总体上进入了对外部的‘学徒状态’”。这种“学徒状态”并不突兀，它是必然的、必要的，而且是积极、意义深远的，“如果没有这样的一种状态，我们的整个现代化事业不可能得到推进。”
“中国式现代化”的明确提出意味着中国学术的历史性转折，它的整个上层领域也将或早或迟发生相应的变化。这一转折是在学术上、思想理论上、文化上开始摆脱“学徒状态”并获得“自我主张”。
从“学徒状态”到“自我主张”，几乎可以说是学术发展、文化发展以及个人发展的一般规律。
“作为一名老师，我最大的心愿就是，有朝一日自己的学生能摆脱‘学徒状态’，获得‘自我主张’，并雄心勃勃地超过老师。”吴晓明说。
“学”和“思”是不同的
虽然“学徒状态”是一条成长的必经之路，但它也存在着依赖的、模仿的、因循的基本缺陷，是思维方式上的“外在反思”，即我们常说的“教条主义”。
吴晓明直言，“‘学’和‘思’是不同的，‘学’是知识、学问，‘思’是思考、思想。”“我们提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什么叫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它的意思并不是有点中国元素、有点中国色彩、有点中国内容的哲学社会科学，而是摆脱了‘学徒状态’，并且获得了‘自我主张’的哲学社会科学。只有这样的哲学社会科学才谈得上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
在认识自己中
接受文化结合的锤炼
获得“自我主张”并不意味着自我封闭、自我孤立，“而是意味着，要使我们学来的东西成为‘能思的’和批判的思想。这是一种对外学习与自我主张的统一，需要文化结合的锻炼。”吴晓明说。
对于文科类同学们常会碰到一些关于“古今中西”主题的问题争论，吴晓明认为，这种争论，意味着我们正在经历文化结合的艰苦锻炼。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这种文化结合的艰苦锻炼的表现尤为明显。“当马克思主义的原理根据中国特定的社会条件、历史环境和文化传统而被具体化，结合的结果是互相成就，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吴晓明说。
吴晓明认为，这种中国式现代化为中国文化传统的接续提供了现实的前提。如何理解传统？他说：“传统不是纯粹的过往，而是依然活在当下的过往；不是单纯的过去，而是依然活在今天的过去，依然活在今天的过程。”他期待，有更多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学子，能作为一个探索者，在中国式现代化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中寻找有趣的研究入口。
现场，同学们通过学生工作部的“智慧书院”小程序纷纷提问，吴晓明一一耐心解答，一个半小时的专题大课在同学们热烈的掌声中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