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的职责是看病——诊断、治疗、管理病人，但是看病只是医生的基本功，最重要的是要学会看病人——把病人当成一个人来看。”黄国英曾经担任了十几年的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院长，他总是会强调，医生不仅要掌握技术，还要具备人文关怀。
2023年，在黄国英带领下，儿童心血管疾病教学团队获评“钟扬式”好团队。
创立于2015年，该团队不断探索、改革与推进儿科学课程教学模式；对先天性心脏病、川崎病等儿童重大疾病展开深入研究；将科研成果及时转化，应用于临床，服务于社会，构建具有推广示范价值的疾病筛查、诊断、评估、干预和救助体系，真正做到了“以心换心”。
教授就要“上课”
教学团队与研究生合影
“‘教授’就要上课。”团队带头人黄国英说。面向本科生、研究生、进修生、留学生开课，团队不但“什么课程都上”，还率先从国外引进“以问题为导向”的PBL教学模式，推行模拟教学方法、混合式教学模式和双语教学模式，做到了全方位、多层次的立体教学改革。
“小孩生长发育迟缓且生过多次肺炎由什么问题引起？”在《儿科学绪论》《儿童心血管疾病》等PBL教学课堂上，黄国英会根据真实病例，给学生抛出一个问题，学生基于已有知识作答，老师进行纠正并将其慢慢地引导到课程重点，最终通过解决这个问题，让学生掌握相关知识。
理论课上，他们则采取“线上+线下”的“混合式教学模式”，学生先观看老师提前录制的慕课视频，再参与线下的“翻转课堂”，老师围绕新的知识提出问题，学生进行小组展示和讲解，老师点评并解答疑惑。这两种教学模式的结合不仅旨在传授临床经验，还将其上升成一种临床思维，使学生在自主解答问题的过程中，不断巩固知识并得到新的启发。
在团队的努力下，《儿科学》先后被列为国家级精品课程、国家精品资源共享课程、国家精品在线课程。此外，团队还先后获得上海市教学成果一等奖、二等奖等荣誉。2016年，“儿科学”英语课程被评为上海市外国留学生英语示范课程及教育部来华留学生英文授课品牌课程。
医学不仅与理论知识紧密相联，还是一门实践性极强的科学。在团队看来，学生必须与时俱进地更新知识，掌握实践技能，具备同情心和同理心，今后才能成为一名优秀的医生。
“儿科有其自身特点和特殊要求。”黄国英说。在他看来，儿科的特殊性在于两点：首先，儿科是“哑科”，儿童无法清晰表达自身需求，“因此儿科医生必须培养较强的观察能力和责任感，用心检查和关注病情，否则就会错过最佳治疗时机”；其次，儿科医生要掌握不同年龄阶段疾病的特征，“因为在儿童生长发育的不同阶段，疾病表象和体征不同，治疗方法也不尽相同，所以儿科医生必须要清楚自己面对的是哪个年龄的孩子”。
在课堂上，黄国英会不厌其烦地和学生强调儿科医生的特点，但真正让学生们感同身受，还得靠实践。“只有在临床见习和实习过程中，在不同科室轮转，真正见到不同疾病后，学生反复背诵的书本知识才会具象化，深深地烙印在头脑中。”
为此，团队一直在推行和探索以“导师制”为主体的临床实践教学——学生在理论课上学习医学知识后，进入医院展开实地见习和实习，将所学的书本知识与实际经验相结合，进一步提升临床应用能力。
医学生在儿童心内科轮转时，团队成员储晨是带教老师之一。“就像世界上没有两片一模一样的树叶，也不存在一模一样的病人和病情。书本上学习到的理论知识，如果不经过临床实践，学生就不可能成为一名合格的医生。临床和教学一定是相辅相成的。”她这样强调临床教学的重要性。在带学生查房时，储晨会给学生分析具体病例，深入剖析病情、相关理论知识和治疗思路等，经常戴着口罩，讨论两三个小时。
黄国英进行临床教学
此外，团队还通过课程思政设计，培养学生的人文关怀。
在临床教学中，黄国英教导学生注重细节，提醒他们换位思考，尽可能地减轻病人的不安全感、焦虑和紧张情绪。比如，他会告诉学生，在冬天，把冰凉的金属听诊器放在孩子胸口之前，要先用手捂暖；在手术室内，要注意室内温度是否适合穿衣较薄的病人……
不仅如此，团队还注重传授医患关系处理方式和沟通技巧，教导学生要更有耐心、更有爱心、更细心地向家属解释病情的起因、治疗方法、预后、注意事项等等。在黄国英看来，人文关怀并不是一个空洞和抽象的词语，而是具体、实际的人与人之间的交集。他将医患关系比喻成两个人开车，当双方都不注意开车的时候，就容易发生交通事故。因此，“医护人员要开好自己的车，同时也要推动社会引导对方‘开车’，慢慢地就会营造出遵守交通规则的氛围，双方都能互相理解和关怀”。
团队开展心内科教学查房
黄国英曾经也是李萍的博士生导师，在李萍印象中，老师常常“言传身教”，在日常生活和学业中都对她起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作用，“很多东西不需要黄老师讲给我们听，而是看他做的是什么样子，我们就学到什么样子”。
用实践改写教科书
“看病是应用知识，教学是传播知识，做科学研究则是创造知识。”黄国英与团队一直以来都在努力平衡临床、教学和科研，培养医教研有机结合的复合型人才。
“我们有雄心壮志要改写教科书。”在描述自己团队的科研目标时，黄国英笑道。
在他看来，在医学研究方面，提出新的病理学学说、新的发病机制、新的疾病筛查和诊断方法、新的治疗手术和新的康复手段等等，都是在创造新知识，可以充实教科书。而复旦大学儿童心血管疾病团队的部分科研成果也的确被纳入了新的教科书中，在社会上获得广泛认可和应用。
新生儿先心病筛查和筛查-干预体系就是团队的成果之一，发表在顶级医学期刊The Lancet（《柳叶刀》），并于2018年被转化为国家公共卫生政策，使先心病纳入我国新生儿筛查疾病谱。
团队还在国际上首创准确、简便、无创伤、低成本的新生儿先心病“双指标”筛查方案。根据黄国英介绍，这种筛查方法能在婴儿出生3天之内，花3分钟时间，发现92%以上的致命性先心病，第一时间进行诊断和治疗，将其死亡率从30%降低到5%左右。团队还建立了基于信息化管理的筛查、诊断、治疗、随访全流程的综合干预体系，制定《新生儿先心病筛查技术规范》，并颁布实施。2019年以来，全国已有30省开展新生儿先心病筛查工作，受益新生儿接近2000万名，超过9万例先心病患儿得到及时诊治。
团队进行病例讨论
从1998年开始，团队连续5次主持跨度25年的上海地区川崎病的流行病学调查，确定了发病的高危因素，建立覆盖全市的数据库和诊治协作网，将其总结成为《川崎病诊治质控要求》，并牵头撰写我国首部《川崎病冠状动脉病变临床处理建议》、《川崎病诊断和急性期治疗专家共识》，规范了我国川崎病的诊断、治疗和管理，显著地降低了川崎病病死率。与此同时，团队也致力于先心病的高危因素研究，为先心病等出生缺陷的一级预防策略制定提供了重要依据。
不论是教学成果还是科研成果，都离不开团队协作。
“儿科心血管专业的特点就是多学科合作。”黄国英介绍，在病例讨论时，来自内科、外科、放射科、超声科等多个科室以及负责灌注、麻醉、护理不同岗位的专业人员会共同参与，探讨最合理的治疗方案，也借此掌握更广泛的知识面。作为团队负责人，黄国英鼓励大家打造一个积极向上、阳光的团队，并一直努力做出表率。
在李萍的眼中，导师黄国英和他所带领的团队做到了知行合一，为学生们提供了重要的精神支撑。“研究生每天做实验，对着细胞和小鼠或者是一大堆的数据，有时候很枯燥，而且可能做了好几个月后却得到阴性结果，很容易受到打击。但是，导师和团队给予正向激励，能让我们找到学医的意义和价值。”
翻山越岭会“听”孩子
“最远到过西藏、云南，最近的是江苏、浙江。”心血管中心主任刘芳自豪地说。十多年来，团队始终坚持投身社会服务，足迹遍布全国各地。每年，到了春夏时节，团队都会去偏远落后地区做义诊和先天性心脏病筛查。
参与义诊活动时，刘芳会先用听诊器进行初筛，如果听出杂音，就会安排做进一步的心超检查，有时一天在学校里会“听”两三千个孩子，最后听得耳朵连碰都不敢碰。尽管如此，她依然觉得，“能真正将医学知识应用在需要帮助的人身上，是一件非常值得坚持去做的事情”。
2019年11月至2020年6月，心内科副主任赵趣鸣在云南省深度贫困县绿春县开展医疗扶贫工作。
为了尽最大可能地解决贫困地区儿童先心病漏诊和误诊问题，他联系当地政府和扶贫办实施团队首创的“双指标”筛查方案，并主动要求扩大筛查区域，采用最为精准但也最耗时耗力的方法——用心脏超声检查仪为当地所有学校的所有孩子进行检查。
当时正值雨季，当地儿科主任开着车，赵趣鸣提着心超机器，两人一起坐着3个小时的车，“翻山越岭”到达各个乡镇，每天至少筛查500名学生，最多时则有1500名。
他在不到2个月的时间里，完成了5个乡镇的全部22所中小学校，共21861名孩子的心脏超声检查工作，筛查发现了600多名心脏病儿童，其中包括100多名严重心脏病患者，由复旦儿科团队联系慈善团体，免费提供转运和手术治疗，成为目前全球最大样本量的利用超声心动图进行的精准先心病筛查工作，成果发表在心血管领域顶级期刊Circulation（《循环》）。
此外，赵趣鸣还带领并负责完成了所有在绿春县分娩的新生儿的心脏病筛查，累计检查3000人次，发现心脏病新生儿42人。呆在绿春县的7个月里，除了到其它学校和乡镇做筛查，他每天遵循“医院-住所”两点一线，还带领当地医院建立了科室三级查房制度，帮助当地科室医生诊治了12个新病种及疑难病，引进了6项具有实用性的诊断和急救新技术。
有人问赵趣鸣，这么累图啥呢？“一切为了孩子”。他说。
“以心换心”“医者仁心”“同情心”“同理心”……复旦儿童心血管疾病教学团队反复提及的这几个字词，恰恰描绘了团队的整体面貌和特色优势。
在未来五年的建设规划中，黄国英提出，将继续推进儿科学课程教学模式的改革工作，深入研究心血管疾病有关的致病机制、基因识别、早期筛查和诊疗标准等等，不断地建设和提升复旦儿科学，成为我国具有代表性、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儿童心血管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