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期间下矿井实习
周振鹤部分个人著述
主编《中国行政区划通史》
主编《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汉籍丛刊》
与导师谭其骧先生
1993年与日本学者在西藏考察
在家中书房，“屋子越发逼仄了，人越发渺小了”
新中国成立后，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达成了通代历史疆域政区地理研究的最高成就，是最重要的人文学术成果之一。跟随老师的步伐，周振鹤在中国历史地理领域不断耕耘、持续开拓逾四十载，以宏阔的学术格局、缜密的研究进路，将行政区划史研究延伸至断代的变迁，充分运用丰富的传统文化资源，呈现历史地理学科的中国面貌，将政治地理研究推到新的高度；同时，又以扎实的理论修养开创了历史地理学研究的诸多概念和研究范式，为中国历史政治地理学的建构奠定了基础。他视野开阔，博览群书，重视不同文明的特色，尤其关注文明交流互鉴在历史长河中留下的幽微细节，在中外文化交流和语言接触领域颇有建树，创立了文化语言学概念。“学以求真，不在致用；用以济民，不在干禄”，他所笃信的这种学术品格，体现于其丰富厚重的学术成果中。
学术档案
周振鹤，1941年生于厦门，1983年博士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地理学系，后留系任教。复旦大学特聘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古籍规划整理出版领导小组成员。长期致力于历史地理学研究，创立政区地理等学术概念，发展诸多研究范式，将中国行政区划史研究延伸至断代的变迁，并为中国历史政治地理学构建奠定理论基础，是当今中国最重要和有广泛学术影响力的历史地理学家之一。在中外文化交流和语言接触研究领域也有突出建树，提倡文化语言学概念。学术风格恢弘、气派。主要论著有《西汉政区地理》《体国经野之道》《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方言与中国文化》（合著）等十余种，主编《上海历史地图集》《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多次获全国、省市级学术奖项。
学人隽语
中国文化有两个基本特点，其一是有变有不变,即以表层文化的万变来维持核心文化的不变。有变乃恒，不变即会中断会死亡，如同其他古文明一样。有不变才不致面目全非，才始终不为其他文明所消融。其二是与外来文化接触时，要化人为己，而不化己为人。既然中国文化是消化型的文化，对待外来文化的态度是当它为饭菜，那么西方文化在经过细嚼慢咽后自然也就消化成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所以中国的全盘西化绝无成功之可能。
——《随无涯之旅》封面（2007年）
如果我们用更简单的话来为两千年的政区沿革特点做个小结，那么不妨这么说：凡有创设必有指导思想，凡有改革必有一定原因，凡有变化必是渐变而非突变。
——《体国经野之道》余论（2019年）
行政区划的变迁从来就是中国历史记叙的重要内容，在中国尤其有连续不断的关于行政区划的丰富历史记载，所以才有做这部通史的一个最重要的基础。我们对于行政区划的历史记载真的是我们文化自信的一部分内涵。
——《做学术研究，有时像解数学方程》（《文汇报》，2017年12月25日）
中国的洋泾浜英语在中国沿海地区存在了两百年之久，而且实际上是大航海时代以来由于语言接触所产生的，林林总总的洋泾浜语言（pidgin language）中非常重要的一种，就连pidgin一词也应该是产生于中国的。但中国学术界对于这一重要的文化现象的研究基本上处于空白状态，外国学者有过一些研究，但基本上不为中国学术界所知。而中国方面的某些文献因为不常见，不但为外国研究者所不知，也为本国学者所忽略。其实这一研究至少有两方面的意义，不但在于语言学方面，还在于历史学方面，因为这一语言现象同时又是历史上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
——《中国洋泾浜英语的形成》（《复旦学报》，2013年）
从煤矿工程师到新中国首批历史学博士
1941年，周振鹤出生于厦门，父亲是无锡人，母亲是厦门人，皆有很强的语言能力，他深受影响，对语言充满兴趣。1958年到1963年，他先后就读于厦门大学和福州大学矿冶系，毕业后在湖南的煤矿工作。1978年，高考制度恢复，为早出快出人才，教育部一再放宽研究生报考年龄限制。“既然机会一再逼人，是不是去拼一记呢？”他决定去考。已经在矿上当了15年助理工程师的周振鹤确信自己仍喜爱文史。他翻看招生手册，见复旦历史地理专业的考试科目有中国通史、中国地理、古代汉语，所列内容他均有把握，而政治和外语人人要考，不必多虑。权衡之下，决定报考复旦历史地理专业。
5月的初试通过后，7月到复旦复试。其中一题，要求依照《水经注》一段文字画出其中所载河流之间的关系图。尽管对《水经注》毫无所知，但周振鹤全凭古汉语知识和逻辑推理，画得准确无误。当时谭其骧先生中风住在龙华医院，几位笔试过关者前往医院面试。谭先生问及看书体会，周振鹤谈到看王伯祥《史记选》时看出一些问题。“‘左河济，右泰华’，王先生将‘右泰华’解释为泰山和华山。但泰山在东边而华山在西边，两者不是同一边。我读《山海经》才知‘泰华削成而四方’，‘泰华’其实是现在的华山，‘泰’是‘大’的意思，边上还有个小华山，所以这一个叫泰华。”谭先生惊讶于一个念工科的人能如此细致地分析前辈学者的错误，对这个回答很满意。
面试顺利通过，由此，37岁那年，周振鹤以一个15年工龄的煤矿助理工程师身份考上了“文革”后第一届研究生，展开了完全不同以往的另一种人生轨迹。
为中国历史政治地理学的建构奠定基础
进入复旦大学跟随谭先生学习历史地理后，周振鹤体会到了老师无为的教育方式，据他回忆，“谭先生素不以权威自居，始终将学生以会者来教，以研究同伴相待，支持不同学术观点的表达，在不经意中教给我们学问之道”。这种教育方式使他获益终身，他数次在文章里提及：“其骧师于我实为一世之师而非一时之师。是我的授业师，也是我的得法师。”
谭先生要求学生认真阅读史学原著和前贤著述。周振鹤从阅读《史记》《汉书》开始，接着研读钱大昕《甘二史考异》，从中发现了可作历史地理研究大题目的可能。1979年，他写成《西汉长沙国封域变迁考》一文，这是将传统政区变迁研究从以朝代为尺度推进到以年代为尺度的一次尝试。此文对其学术生涯有标志性意义，不但成为硕士、博士论文的基础，也决定了未来始终将政治地理作为最主要的学术方向。
周振鹤继而对汉高帝十二年的十个诸侯王国封域在西汉一代的变迁过程进行逐一考订，写成硕士论文《西汉诸侯王国封域变迁考》并顺利通过答辩。由于该论文解决了自清代乾嘉学者以来未曾解决的西汉二百年间最复杂的地理沿革问题，答辩委员认为实际上可作为博士论文通过，因其时博士授予制度尚在制定中而作罢。
博士阶段，周振鹤将西汉一代全部疆域的政区变迁过程作为研究对象，于1983年上半年完成博士论文，定名为《西汉政区地理》。此后“政区地理”一语遂成为正式学术概念。博士论文答辩获全票通过后，10月19日复旦大学举行授予博士学位证书仪式，周振鹤成为了全国最早的两名文科博士之一，此后一直留在复旦史地所，为学从教至今。
如果说《西汉政区地理》首次用技术手段解决断代政区变迁全过程，是前人未涉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那么1990年出版的《体国经野之道》试图求索中国历史上行政区划变迁的基本规律即政区变迁之“道”，也是全新的研究方向。
政治地理概念是舶来品，在中国至迟1902年以前输入此概念。虽西方学界日益以此为显学，但百余年来中国一直没有建构起自己的政治地理学。中国政区的现状并非凭空而来，是历史上长期发展演变的结果。周振鹤认为：“不妨从具体而微的事做起，利用中国古代文献这一丰富资源，从中发现历史时期政治过程与地理环境的关系，提炼出自己的政治地理观点来，以体现政治地理学这门学科的中国面貌。”这是他写作《体国经野之道》的初衷。
书中既通过政区的层级、幅员和边界等要素的变化来分析政治因素的主导作用，又从地理环境、经济文化背景中去透视政区的变化趋势，还分析了县级政权相对稳定和一级行政区起伏不定的历史原因。总结的一些规律后来成为历史地理学界的共识。比如行政区划层级增减变化的“两千年三循环”；比如中国历史上行政区域划界的两大基本原则：犬牙交错与山川形便。初创的一系列政区地理术语如县级政区、统县政区与高层政区等，也已成为学界通用语。
《体国经野之道》已基本可视为一本简明中国历史政治地理导论式的著述，但在此后多年的著述中，周振鹤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到从中观视角来讨论行政区划以外的政治地理问题，扩充了广度和深度。更为全面的成果尽数凝结为《中国历史政治地理十六讲》一书（后又增订而成《中国历史政治地理讲义》）。他多年来在此方向上的研究打通了政治学、历史学和地理学畛域，呈现了中国历史政治地理学科的基本面貌，为中国历史政治地理学的建构奠定了理论基础。尽管如此，他自觉体系尚未完备，仍未将这些篇章以中国历史政治地理概论的专著形式出版。
1980年代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是通代历史疆域政区地理研究的最高成就。然《图集》呈现朝代之间的变化，尚未反映中国行政区划变迁的全貌。周振鹤感到，以中国如此丰富的史料，应该可以把朝代内部的行政区划变迁面貌也复原出来。“行政区划得当与否，与国家的巩固、民族的团结以及经济文化的发展密切相关。如何对政区进行合适的调整改革以适应现代经济的发展是一个重要而且迫切的课题。然而对于如此重要的行政区划体系的历史变迁全过程，尚未有一部学术著作予以深入的专门研究。”这成为以他为代表的一代历史地理学者尝试担起的重任。
经过20年策划和出版，由周振鹤主编、集结全国研究历史政区地理最优秀学者的《中国行政区划通史》于2017年全套出齐。这部通史研究了自先秦至民国时期的中国行政区划变迁史，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学术意义上的行政区划变迁通史，也是继谭其骧主编《图集》之后，在政区地理研究方面最重要的学术成果。全书力图将中国行政区划变迁的历史面貌精细到以年为尺度来呈现，将我国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推向了新的高度。
捕捉冷门之处的学术线索
走独特的路，做开拓性的学问，是周振鹤继承自谭其骧的鲜明的学术风格。此外，他“也喜关注比较容易被忽视的内容”。
人皆熟知徐霞客是明代大地理学家，但稍早的王士性却不受重视，而正是王、徐二位的著作，才使中国的地理学完全脱离历史学的附庸地位，蔚为一门独立学问。1992年周振鹤发表论文《王士性地理学思想及其影响》，继踵谭先生揭出的王士性对中国地理学的贡献，将王士性《广志绎》视为中国历史上重要的人文地理著作。他还到王士性家乡浙江台州踏访，编辑《王士性地理书三种》，又发现康熙本《广志绎》，并应中华书局之邀点校出版。
另一项“冷门”研究是巧妙利用上海道契复原开埠后上海城乡景观变迁，尤其是外滩地区景观。1843年上海开埠，洋人、买办涌入租地建商行以发展商贸。租地契纸须经管理上海租地事宜的上海道台核查钤印方能生效，被称为“上海道契”。道契不仅数量庞大，从1847年正式签署第一批至1949年失去效力，现存3万卷册；而且蕴含丰富的历史地理信息，包括契证序号即注册时编号、租地分号、租赁双方姓名、地块性质、面积和四至、年租价格、立契时间等，多附有地块图和关于地块转让、界址勘察等信息的附件。道契原材料在上海市档案馆里可查，且已影印出版，是研究上海开埠前后土地变化、城区发展的重要凭证，但一直未被重视。随着GIS技术的成熟，周振鹤根据道契提供的信息敏锐地捕捉到学术线索，提出研究思路，又借用旧地图、行名录等许多间接材料比照推断，一块地又一块地，带领学生复原了外滩地区开埠前和开埠初期的面貌。
剖析语言背后有趣的文化现象
进入文科研究后，周振鹤不仅从事政治地理、文化地理的研究，也始终对语言和文化的关系、中外文化交流等领域保有兴趣。
他在研究生复试时遇到后来考入中文系语言专业的游汝杰，相谈十分投机。两人从1980年起合作发表了一系列语言与文化关系的论文。1984年发表的《方言地理与历史行政地理的的关系》《方言和文化史研究》两文，奠定日后合撰《方言与中国文化》的重要基础。1985年又合作发表《湖南省方言区划》一文，翌年以此得到中国社科院评选的全国青年语言学家奖。“这篇论文打破了原来纯粹从语言角度对方言分区的做法，引入历史地理的角度作为参考，使语言分区更合理。吕叔湘先生是非常满意的。”
1986年两人合作出版《方言与中国文化》一书，其中涉及包括中日欧语言接触等多方面文化与语言关系问题，并首次提出“文化语言学”概念。这一概念的理论出发点是：文化因素是造成语言演变和发展的原因之一，或者说，语言的宏观演变和部分微观演变是文化原因造成的。此书经多次重印、修订，有韩文、日文译本，长销不衰。在自己的所有著作中，周振鹤最看重“两部半”，两部是《西汉政区地理》和《体国经野之道》，半部即是与游汝杰合著的《方言与中国文化》。
每有外出访学交流的机会，周振鹤总是留意寻找语言接触和中外文化交流的文献线索。1993、1994年之际赴日本访问东洋文库期间，穷览原莫理循文库藏书，又在日本国会图书馆、内阁文库与静嘉堂读书，重点之一便是中日欧语言接触文献，尤其是晚清以来中外对照与日欧对照的字典与辞书。1996年，他发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中日欧语言接触研究——以历史、经济、封建三译语为说》，是国内较早研究中日欧三方语言接触的专论。
早期英语刚进入中国时是如何被记录和使用的？语言的细节里蕴含着怎样的历史文化信息？周振鹤举过一个例子：“上海外滩是早就出名的景点，西洋人用Bund一词，20世纪初有一本英文的上海导游书Shanghai——Its Chief Objects of Interest，在‘洋泾浜英语’一节中教外国人在华生活的简单日用语。洋人若想乘人力车到外滩游览，应说Bund，但如果这样说不灵光，则改口说Wangpoo，车夫就懂了。Wangpoo是上海话‘黄浦’的对音，可见当时中国人是将今天所称的外滩叫‘黄浦（滩）’的，而洋人对此也很清楚。”
诸如此类的中英语言接触，尤其洋泾浜英语，是周振鹤的兴趣点。1995年他发表《别琴竹枝词百首笺释——洋泾浜英语研究之一》，是国内对洋泾浜英语的最早研究文章。1997年到台北“中研院”开会，在傅斯年图书馆读书时发现此前未有人提及的《红毛番话》一书，后来写出《〈红毛番话〉索解》一文，是研究洋泾浜英语的第二篇文字。此后又陆续写成相关文章数篇。2000年他在日本早稻田时发现了《英话注解》初版本，后至仙台东北大学访鲁迅旧迹，又在该校图书馆寻得《华英通语》初版本。此二书初版本皆世所罕见中英语言接触的重要资料。过去语言接触只作为一种语言现象来研究，属于社会语言学范畴，随着研究的深入以及语言接触现象的普遍，“接触语言学”已然成为语言学的专门分支，而洋泾浜语言的研究又是“接触语言学”的一个重要分支。中国的洋泾浜英语在中国沿海地区存在两百年之久，实际上是大航海时代以来由于语言接触所产生的林林总总的洋泾浜语言中非常重要的一种。周振鹤曾在《复旦学报》发表长达两万字的《中国洋泾浜英语的形成》一文，对形成过程予以全面阐释。
周振鹤几十年来积累的语言接触方面的文章收入《逸言殊语》等随笔集中。他说：“不同语言之间或同一语言的不同方言的接触会产生许多有趣的文化现象，这个课题在我国历来少有人注意。企望通过一些零碎的实例与比较专门的研究文宇，来引起一般读者和专门家的兴趣。”
在历史地理之外，周振鹤最关心的还是中外文化接触，他主编的《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汉籍丛刊》（已出第一、二辑）即是收集晚明以来有关中外文化接触的稀见文献。他培养的博士生也有两个方向，一个是历史地理，一个是中外文化交流，已有葡萄牙语、法语、西班牙语、德语等方向的学生跟随他读书。“各种文化都有各自特点和优势，我对外语和中国各种方言的兴趣，都在于想了解背后的文化现象、文化交流。”
做学问要“把巷道拓宽”
周振鹤的读书兴趣极广，他常以“学无定学”“旁门左道”“野狐禅”来自嘲。“我最大的兴趣是读各种书，读书是生活重要的一部分。”
经年累月读书买书，形成了规模巨大的藏书。周振鹤注重藏书家不重、目录学不讲、图书馆不收的“三不”书，尤其注重收藏近代文献。一类是1800年以来的书，多为线装书，当时传教士来华，有很多介绍西方文化的新书传入；一类是19世纪末的、早期的平装书洋装书。“追求版本是一个方向，而我更重视内容，重视那些体现中外文化交流的书。”他收藏了近代多个版本的英文自绘本，以了解中国人最早如何记录英文；收藏了数百种中外双语对照字典，其中有难得一见的世界上第一部汉英-英汉对照字典《华英字典》原版全帙。
周振鹤认为，国内图书馆很重视古籍善本的收藏，宋元本等版本意义突出的古籍的价值已经广为人知，反而是距今不远的近代文献，缺失非常严重，比如上海第一本年鉴《上海年鉴（1852）》，距今200年不到，但公立图书馆里已经难觅其踪。2016年末，上海图书馆曾在北京一次拍卖活动中拍下一册，才使这本意义非凡的年鉴终于回到上海。因此，他多次撰文或在接受采访时揭示近代文献的特殊价值和搜集近代文献的重要性，特别指出，“上海这座城市在中国近代化过程中有着特殊的地位，尤其要重视上海近代文献的搜集”，以期引起各方重视。他也寻遍世界去访书，火眼金睛地搜集了大量内容重要的稀有文献。
周振鹤曾在一篇谈藏书的随笔中写：书就越发多了，屋子就越发逼仄了，人就越发渺小了。这既是实况描述，又像极身处知识汪洋时的夫子自道。他常提及《庄子》中的“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第一本随笔亦以此定名，以此表明要成为万千以有涯随无涯的“殆己”读书人中的一员。
读书，做学问，都须广深兼备，博观约取。周振鹤依然记得40几年前采矿时悟出的道理：只朝着一个掌子面大小，只朝一个方向往深处探，是深入不下去的，要把巷道拓宽。这也是做学问的道理：“一个人做学问如果只看一个方向的书，是做不好的。要各方面的书都看，但要在重要的点上发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