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丝绸之路上的黄金通道，河西走廊自古以来便是东西方人群交流的重要桥梁，东西文明长期在此互联互通、互学互鉴。然而，由于缺乏古DNA数据，该地区人群历史的研究长期处于近乎空白的状态。
近日，复旦大学科技考古研究院文少卿团队、生命科学学院金力团队联合厦门大学王传超团队及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首次获取25例来自河西走廊中部的黑水国汉代墓地和河西走廊西端敦煌佛爷庙湾曹魏-唐代墓地的古基因组数据，并整合已发表的河西走廊及其周边人群的古基因组和现代人的全基因组SNP芯片数据进行了群体遗传学分析。
12月16日，相关研究成果以“Inferring the demographic history of Hexi Corridor over the past two millennia from ancient genomes”（《古基因组揭示河西走廊过去两千年的遗传史》）为题在Science Bulletin（《科学通报》）上发表。该研究通过古基因组比较分析，重建了近两千年以来河西走廊的人群遗传历史，以科技考古手段证实了重大历史事件对河西走廊人群的影响。
早在汉代，黄河中下游的大规模移民便参与了河西走廊的建设
课题组对汉代以前、汉代至唐代、现代等三个时间段的基因组数据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在新石器时代晚期至汉代，河西走廊人群至少发生了一次明显的遗传成分转变，即以齐家文化为代表的黄河上游新石器晚期祖先成分转变为黄河中下游新石器时代晚期/青铜晚期铁器时代早期的祖先成分，这种转变甚至影响到了新疆东部。
课题组发现，这次遗传成分的显著转变，与张骞“凿空”及汉王朝经略西域并设置“河西四郡”的历史息息相关。
《史记.平淮书》云：“初置张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开田官，斥塞卒六十万人戍田之。”这表明，汉王朝在设置郡县的同时，向朔方、陇西、河湟、河西走廊和西域等地都进行了大规模的移民屯田，这些移民中，相当一部分来源于弘农郡、河内郡、琅琊郡、昌邑国、河南郡及大河郡等黄河中下游郡县。
而上述古DNA研究的结果，证实了汉代以后，黄河中下游的大规模移民便参与了河西走廊的建设。
“混血儿”在敦煌，多元文化并存的佐证
《汉书·地理志》载：“敦煌郡，武帝后元年分酒泉郡置。”作为河西走廊的最西端及丝绸之路上的重镇，自汉代以来，敦煌的战略地位与日俱增，其向西连接西域，向东沟通中原腹地，成为欧亚大陆文化、宗教和人群交流的十字路口。
本次研究中，课题组在敦煌佛爷庙湾墓地曹魏时期和唐代的个体中各发现1例欧亚大陆东西部的混血个体，其欧亚西部祖先成分分别高达~30%和~50%。有趣的是，这两例个体都显示出当地男性和欧亚西部女性的偏向性混合，这种人群混合模式在契丹和蒙古帝国中也有发现。此外，这两例个体均葬于集体墓地中，“说明这些混血后代没有因‘华夷之辨’受到家族的区别对待，体现了敦煌的开放包容之风。”研究人员介绍。
敦煌莫高窟举世闻名，其藏经洞中出土的文本资料同时涵盖佛教、道教、琐罗亚斯德教、摩尼教等主题，这一时期出土的墓葬壁画及画像砖中亦可见汉人、羌人、氐人、鲜卑人及龟兹人等不同的民族形象共存。在课题组看来，欧亚大陆东西部混血个体的发现，便是敦煌这座城市多民族融合、多元文化并存的佐证，更是丝路繁华的缩影。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现今河西走廊人群普遍是“混血儿”
通过对现代人的全基因组SNP芯片数据的分析，课题组发现，现今河西走廊人群是欧亚西部相关血统和本地历史时期人群血统的混合，欧亚西部祖先成分约为5%-20%。与历史时期的河西走廊人群相比，现代甘肃汉族及东乡族、保安族和裕固族等河西走廊特有民族普遍受到了额外的欧亚西部人群遗传影响。
据推测，河西走廊人群欧亚西部人群和本地历史时期人群的混合时间约在距今600-1000年，这一时期中，最重要的历史事件是蒙古帝国扩张。
史料记载，成吉思汗及其子孙西征的过程中，从中亚、西亚等地征召大量军士和工匠，他们成为蒙古军的一部分，部分驻守在河西走廊。此外，元朝政府为了充实河西走廊的户籍，也从西域迁徙大量军民到河西走廊驻屯，这些历史事件进一步拓展了东西方人群的交流，并深刻影响了河西走廊现今语言-民族格局的形成。
复旦大学科技考古研究院博士后熊建雪、厦门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博士王睿、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陈国科为该论文的共同第一作者，复旦大学科技考古研究院文少卿副教授、厦门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王传超教授、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金力院士为共同通讯作者。相关工作得到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上海市市级科技重大专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等项目的支持。
论文链接：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209592732300887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