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望道（1892—1977），浙江义乌人，现代著名思想家、社会活动家、教育家和语言文学家，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积极推动者。
陈望道一生躬耕教坛，曾在浙江一师、复旦大学、中华艺术大学、上海大学等校任教，是新中国成立后复旦大学首任校长，并担任此职25年。他终身恪守“在我心中师生总是占第一位的”信条，谱写了践行教育家精神的人生华章。
陈望道原名陈融、陈参一。1918年底，他在日本留学期间逐步了解和接受马克思主义后，改名陈望道，意为追望救国救民的真理大道。1919年夏天，怀揣着至诚报国之心，陈望道毅然决定回国参加五四运动，高举新文化旗帜，投身教育救国、启迪民智、改革社会的事业中。恩格斯曾说“翻译《共产党宣言》是异常艰难的”，陈望道则成为《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全本的译者。后来，有人问陈望道：“为什么那么难，当时还要坚持翻译？”他回答：“当时社会上有各种思潮，比如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因为我信仰马克思主义，所以就答应翻译了。”
1944年秋，身为复旦大学新闻系主任的陈望道为新生讲授写作和修辞课程。据学生回忆，当年开学第一课，陈望道走进教室、打开皮包，把一堆小额钞票放在讲台上，让购买他《修辞学发凡》一书的学生举手示意，学生疑惑不解地举起手来。“凡已买书的都上来，你们买书时，在定价中有一小部分是出版社付给我的版税，现在我把版税退给你们，我不收自己学生的版税。”
担任新闻系主任的10年间，陈望道注重训练学生的脚力、眼力、脑力、笔力，为国家培养了大量新闻人才。一次上课时，陈望道突然提问：“哪一位同学能告诉我，我们每天来上课要经过的那座明心桥，有几个桥拱，护栏杆有几根？”学生面面相觑，没人答得上来。陈望道严肃地说：“你们作为未来的新闻人，要随时注意身边的事情，要有敏感性。”为了提升新闻学子倾听百姓心声的采访能力，他还专门让学生到学校附近的茶馆“见习”，回到课堂再将群众每日热议的内容整理交流，由此培养学生的能力。
为了让新闻教育与业界实践联系得更加紧密，1944年，陈望道决定募集资金，在重庆北碚建立我国第一个新闻实践教学基地“复旦新闻馆”。当年7月，他不顾炎炎烈日，赴重庆市区募捐。为了省时省钱，他中午吃烧饼充饥，晚上借住在朋友家满是臭虫的床上……一年后，新闻馆终于在邵力子、钱新之等人的支持下建了起来。新闻馆落成时，陈望道因过于劳累大病一场、瘦骨嶙峋，连牙齿也脱落了几颗。
陈望道一生爱生如子，被师生亲切地称为“望老”。1965年，他前往青岛疗养，盛赞城市绿化环境之美：到处可见紫薇夹道，因花开百日，一串串呈嫩紫色，市民称之为“百日红”。陈望道对此树心生爱意，也想让它美化复旦校园，便自费订购200余株赠送给学校，分植于教工第九宿舍及国年路两侧，直达校园正门。经年花开烂漫，空气清朗，这段路被师生誉为“紫薇径”。为迎接60周年校庆，学校提出重建校门，望老亲自找人设计，要求古朴大方又不失挺拔。设计图纸确定后，施工的预算约2万元，可学校当时只能拿出1万元。陈望道便拿出积攒的1万多元稿费，资助了这项建设。后来，有师生提议将校门命名为“望道门”，陈望道极力谢绝了。
20世纪50年代，我国全面学习苏联，苏联专家在文教领域也颇有发言权。在讨论制订汉字拼音字母方案时，一次会议上，国内某专家大谈“苏联专家如何说、如何做”，陈望道听得不耐烦，顶了一句：“这位先生，这里是我们中国！”在讨论汉语拉丁化的字母时，苏联专家提出要加进一些斯拉夫语的字母，中国学者迫于当时的政治环境，无人敢提出反对意见，只有陈望道站出来说，斯拉夫语字母与拉丁字母体系不同，加进去不伦不类。经过与苏联专家长时间的辩论，加入斯拉夫语字母的意见才没有被采纳。他的这种实事求是、不畏“权威”的精神也为师生所称道。
（原载于2023年11月29日《中国教师报》，作者系复旦大学机关党委常务副书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