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大卫·海尔（David Hare）操刀编写的话剧《天窗》，在上演二十多年后，依然有其独特的魅力。继1995年赢得奥利弗奖最佳新创话剧奖后，2015年英国国家剧院出品复排剧目，在纽约百老汇上演后，便一举赢得第69届托尼奖最佳复排话剧奖。四月初，中文版《天窗》在上海茉莉花剧场上演，也受到观众的一致好评。
《天窗》从一对相爱的男女因所持有的价值观冲突而对立，来折射社会的现实与现状，从编剧的原意来说，它更像是一部社会问题剧。看似普通的家庭情感生活背后，反映的是时代的阵痛。将时钟拨回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彼时英国的难民问题正处于风口浪尖。1990-1998 年，在前苏联和东欧各国难民潮的助推下，到英国申请庇护的难民人数达到 30 万人，伦敦的东汉姆（East Ham），也就是剧中凯拉工作的地方，便是英国少数族裔的聚居地之一。
在正处于经济衰退期的英国社会，对外来难民的态度，最终激化了左右派的政治矛盾：右派人士将难民视作经济发展的累赘；而左派则秉持博爱、包容的原则，倡导积极援助难民，并接纳他们成为社会的一部分。
大卫·海尔以对话的形式，将这一段历史嵌入简单的故事中：相差20岁的婚外恋在维持六年后因被男主妻子发现而被迫中止。在妻子死后，男主再次找到旧情人，渴望重新开启感情，却发现二人已站在世界的两极。在大卫·海尔的剧作生涯中，这部短小精悍的戏剧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标志着大卫观照视角的转折——从宏观的政治批评，转向对于社会狂想的反思。
纵观剧情，凯拉与汤姆的矛盾其实并不复杂。凯拉在得知两人的信件被爱丽丝发现后落荒而逃，单方面终止了二人的恋爱关系。彼时的汤姆却已决定与妻子离婚，并准备向凯拉求婚。即便是一场错过，二人心中仍然有着彼此。在爱丽丝去世后，汤姆再次找到凯拉，本是为了解决过去的纠葛，弥补这一场错过，两人却被寒暄的内容中的社会阶层问题所干预，带上属于自己“所属”群体的面具，互诉衷情的小屋，最终成为彼此指控的议会。
当意义的标签过于沉重，个体往往不堪重负，反而被意义支配，成为暴力机器的齿轮。人为划分的身份、群体、类别，一旦通过无形的规训，内化成为自我的认同与分别的标准，对立与斗争就永远无法避免。
2015年《天窗》复排版中扮演学校老师的女演员凯瑞·穆里根曾表示，这部剧不仅仅是政治和社会学的问题，更是关于人性的温度。这似乎与大卫·黑尔撰写此剧的初衷相吻合。不同于大多评论所强调的“阶级对立”，《天窗》本身并不是批判时政的载体与工具，而是一种对政治异化人性的反抗。
正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白夜》中所刻画的幻想家，在孤独的人生中邂逅了一位忧愁的年轻姑娘。她与一位房客私定终身，却又久久没有见到未婚夫。在四个夜晚彼此间心灵的交流中，对爱的追求将使他们成为知己甚至情人。可在最后，未婚夫的出现，将幻想家重新推回现实的冰冷中。但短暂的爱情却已在二人心中成为永恒。
“那是足足一分钟的欣悦啊！这难道还不够一个人受用整整一辈子吗？”对于凯拉，这份包含爱的早餐，便是陀式笔下与娜斯简卡共同分享的“一分钟的欣悦”。
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经济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面临着“万般皆下品，惟有金钱高”的价值观冲击，人们期待着找到一条出路，打开一扇“天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