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4月23日,由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与上海中医药大学《中医药文化》编辑部联合主办的“近世中国的医学与士人”学术工作坊顺利召开。各位专家学者分享了自己的研究成果,开展了跨学科的交流,在思想的碰撞、融合中获得新知。
复旦大学文科科研处副处长侯体健代表文科科研处出席活动。他简单回顾了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十几年来的发展历程,认为此议题充分展现出跨学科交流的魅力,希望未来能借助中心这一平台,举办更多更精彩的学科交叉论坛。
上海中医药大学科技人文研究院党总支书记、常务副院长吴志新老师代表上海中医药大学和研究院对到场各位表示诚挚的欢迎和感谢,并预祝本次论坛圆满成功。他指出,此类探讨不仅可以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传承与发展、促进医学界和文史界的进一步的学术交流,也有益于推动现代生命科学的发展与创新,意义非凡。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杨震教授作主旨发言,会议由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统战部部长周鹏主持。
杨震分享了他收集近代医学史料的感悟。由于近年来国内医学界掀起了院史馆、医学博物馆的建设热潮,对近代医学史料的收集也随之得到重视。在报告中,他不仅分享了这二十年来收集医学史料的过程和成果,包括部分藏品的来历介绍,利用课程、会议、展览来传播医学历史等,还探讨了近代医学史料的收集视角、分类整理,以及具体如何利用这些史料,材料丰富,精彩纷呈。他还着重讲述了自己为什么收藏、史料收藏对他、对历史、对医学发展有何种意义等话题,并指出,新生一代也要关注历史,要学会从史料中反思并提升自我。
上海临床研究中心主任朱畴文对杨震的发言进行了点评。他认为,医务工作者需要学习医学史来传承、创新。他认为,医学人文意义重大,医务工作者们需要有共同的价值观。他希望以后这样的活动可以继续举办下去,以彰显中华民族的传承性、近代中国医学的发展脉络,及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之可能性。
杨震的主旨发言引起了来自上海中医药大学教授张如青的强烈共鸣。张如青认为,对中医药文化的相关遗址进行抢救非常必要。他还指出,中医界自古以来就有义务救助底层百姓的优良传统,应该得到当代医学界的继承。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胡范铸表示,杨震的报告让他深有感悟,联系过去三年的经历,这一发言令他感到了多年未有的震动,其对历史的热情和感悟,超过了绝大多数史学家,其中包含着珍贵的生命体验。
复旦大学基础医学院教授周国民指出,中国医学发展之所以能够到今天,离不开西学东渐的影响。在这个意义上,他认为医学博物馆的建设非常重要,应从医学的角度,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在上午场报告中,上海中医药大学副研究员于业礼发表了以“冯一梅校勘医书事迹勾陈”为主题的报告。冯一梅是清末著名经学家,在浙江书局任职期间,曾参与《二十二子》本《黄帝内经》的校勘工作,为其后来的医书校勘事业奠定了基础。受其师俞樾影响,冯一梅曾向浙江书局提出刊刻医学丛书的建议,该建议虽最终未能成行,但引起丁丙注意。丁丙《当归草堂医学丛书》补刻《铜人针灸经》和《西方子明堂灸经》时,特聘请冯一梅担任校勘工作。于业礼认为,冯一梅校勘医书的事迹颇值得深究。
四川大学教授王大伟发表了“业儒、出家、行医——明末清初医家瑜昌的人生与佛教”为主题的报告。喻昌是明末清初最重要的医家之一,佛教带给他的不仅是信仰,也是他有别于其他医生的重要标志。他不仅在世时多有“诡异之迹”,去世后依然有神异故事附会其身,这也与他的佛教信仰密切相关。在喻昌的多重身份中,佛教徒始终占据一席之地,使他成为了一个践行佛教思想的、居士式的医生。
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崔红芬以“多元文化背景下西夏医药的发展”为主题发表了报告。她指出,西夏是以党项为主体建立的多民族政权,多文化融合的特点在西夏医药方面得到了充分体现。西夏人民既继承了中国十二经脉、五藏六腑的理念,接纳印度佛教的思想,也一定程度上保留了本民族传统的巫卜等习俗。在继承、融合和发展汉医方的同时,对其作出了一定的调整。西夏统治者虽重视医药发展,但由于其医药条件发展不平衡,呈现出浓厚的宗教色彩。
山东大学副教授李海涛就“朝鲜李济马的实学与医学”发表了报告。李济马是朝鲜朝末期的实学家兼医学家。16世纪末,朝鲜社会的思想领域以朱子学为正统,李济马将天、人具体为天机、人事,表现为地方之居处、人伦之党与、世会之交遇、天时之事务。在医学方面,李济马的四象医学建立了体质辨证体系,为把握疾病的全貌开辟了新的视野。
长春中医药大学教授崔为对上述发言进行了点评。他指出,这四位的报告从不同角度关注医学;中国医学史由很多人共同铸就,今天的学者有必要对他们进行发掘,这是一种义务和责任。
上海中医药大学教授李海英指出,崔红芬教授的报告是一次非常好的跨界尝试,李海涛教授则有助于大家重新反思中国文化的发展,这两篇文章在选题方面呈现出多元化的特色,对于如何更全面、更客观、更理性地把握一个主题,具有重要意义。
下午第一场由复旦大学教授尹洁作汇报,报告主题为“‘作为一种替代医学的中医’?——一个医学哲学的分析”。她指出,中医可以有很多不同的理解方式,但从循证医学的视角来看,当代中医是在科学监管模式下、根据经验发展而来的系统化的体系,既有理论,也有实践;广义的中医包含更为多元的目标。哲学是中医最为重要的特色,但也是中医的一大软肋。
中山大学教授潘大为就“儒家医学伦理的建立:“医者仁心”与道德病人”这个主题进行发言。他认为,儒家与医学的亲近关系是一种近世文化现象,其中的突出表现是一种基于儒家伦理的医学伦理体系的建立。这种医学伦理有两个来源,一是中古的“知医为孝”观念,另一个是两宋理学家对“仁”的概念的重新诠释。特别地,“仁”的“生生”之力与医学的“活人”具有同质性,使医学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独立道德价值。
上海中医药大学副教授张苇航则就“清代综合本草编撰体例概说——‘后《本草纲目》时代’的沿袭与突破”进行报告。他在报告中指出,清代本草书籍虽然在数量上占目前存世本草的近半,但中医学界对其学术方面的贡献普遍评价较低。清代的医药学家在承袭前人的基础上,仍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寻求发展,并与近现代药物学进行了顺利接续。此报告尝试探究“后《本草纲目》时代”医药界在本草理论和运用上的补充和发展,完善传统本草的历史脉络,并思考这一时期本草学的科学价值和社会价值。
复旦大学应焕强以“民国沪上孟河医家丁氏与中医药现代化转型研究”为主做报告分享。民国时期,中医药业逐步受到西医药业的冲击和国家政权的排斥。孟河医派丁甘仁、丁仲英、丁济万祖孙三代,为维护中医药业平等权益、实现中医药体制化做出了不懈努力。因此,他认为,研究孟河医家发展谋略、举措,对于新时代振兴中医药业、弘扬中医药文化,有很大的现实意义和历史借鉴价值。
崔为和王大伟对专家发言进行了点评总结。
下午第二场,上海中医药大学徐双首先带来了关于“皇甫谧与寒食散之兴”的报告。魏晋之际,服散之风兴起,在医学领域影响甚广。其中,著名医家皇甫谧的历史作用不可低估。他总结了一系列以寒为主的将息法,寒食散方至此方可谓名副其实。但皇甫谧的总结多有内在的逻辑混乱与矛盾之处,实践中也难寻成功起效的个案。皇甫谧既是把寒食散推向高峰的第一人,也为其最终的没落埋下了伏笔。
上海中医药大学副教授李铁华就“从刘大鹏的疾病书写看近代内陆民间医疗的多元面向”进行报告。刘大鹏是晚清民国时期山西太原的一位乡村举人。在他五十余年的日记中,记载了大量亲见、亲历及他人转述的多种疾病及疗治方式。他的疾病书写既带有强烈的儒家道德立场,也具有传统士人写实主义的冷峻眼光,同时反映出这一时期内陆乡村的疾病样态、疗治方式、医者层次和病者态度等复杂多元的面向。
复旦大学叶思钰则就“复旦大学馆藏的原震旦大学西医学线装书”发表了报告。在梳理复旦馆藏医学古籍时,她发现多部医学类古籍钤有“震旦大学”藏书印,其中不乏近代传教士译著的西医线装书。这些古籍各类科目齐全,涵盖了解剖学、药理学、卫生学、军事医学、妇产科、医史等多方面,其出版机构也覆盖了教会组织、官办译书局与民间机构,保存了西医入华史上的一段记忆缩影。
周国民所作报告的主题为“医而优则‘士’——简论上医对中国公共卫生事业的贡献”。他指出,新冠疫情再次体现出公共卫生的重要性。上医创始人颜福庆先生对公共卫生事业相当重视,他为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奠定了特殊地位。在颜福庆先生旗下曾聚集了一批杰出的公共卫生专家和管理人才,他们为中国公共卫生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的核心医学思想,正是发展公共卫生事业和倡导公医制,并为此奋斗终生。
上医校友许帅在他的发言报告中指出,上医有两个概念,一个是治未病,一个是上医者医国。许帅说,是新冠给了他寻找价值的机会。他认为,中医具有公共卫生视野,而医学家要勇于为医学走在前面,哪怕付出生命;而在疫情这样特殊的冲击下,学术研究一定要面向生命本身。
尹洁对以上专家学者的报告进行了点评并指出,本次活动的召集人王启元深挖复旦与医学相关的资源,加以重新阐释,对于医科和人文学科的发展都意义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