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的第一天，我就哭过了。” 2018年7月23日，刚到青山铺那天，拎着并未准备齐全的行李，独自一人来到镇政府三楼303号宿舍，床位尚未安排好，宿舍的条件与在复旦时也不能同日而语。作为外地人，我听不懂长沙话，什么都听不懂，无法融入到当地热闹的环境中。尽管来之前早给自己打过心理预防针，情况也比预期中更理想些，但初来乍到，那种强烈的陌生感仍使我感到难以自适。
2018年夏天，我从复旦大学法学院法律硕士毕业，放弃落户上海的留校工作机会，遵循内心的声音，选择成为一名选调生。7月14日，我与同为选调生的几位复旦大学2018届毕业生一起踏上三湘大地，开启一段全新的人生旅程。
在青山铺，我“摸爬滚打”，历经党政办、自然资源办等多岗位锤炼，作为联村干部深入到天华村脱贫攻坚的第一线。
我曾觉得挂职锻炼的两年很长，不知何时才能回到省城。而如今，对于基层工作，我的理解已然完全不同，要说深耕基层，一两年远远不够，“说成长十年也一点都不夸张”。
不久，我加入拆迁指挥部。当时正是镇上107国道拆迁攻坚的关键期，要做到一天一个进度。107国道的修筑涉及全线村民组的拆迁，我每天都去现场，给“钉子户”们做思想工作。此间，逐渐学会了长沙话，也摸清了怎样与当地村民打交道。如今，107国道已经筑成，开车行驶在宽阔平整的柏油大道上，“我来时，这条路还只是一个林荫小道，到现在已经变为了一条民生大道。”
在基层，“除了撸起袖子，还要卷起裤腿”。我身兼数职，常常加班：“我的分管领导说，他都不敢让我加班。但我会主动把党政办的工作做完，必须得把它啃下来。”我很开心，因为实现了“金凤凰飞回山沟沟”的夙愿。
我生于福建省福州市的乡下，住在木质结构、由泥土和稻草混成瓦片的土屋里，家里条件甚至不如青山铺镇。但父母总是愿意花钱送我去当地最好的学校念书。我很用功，被小学老师褒扬为“山沟沟里飞出的一只金凤凰”。
临近毕业时，我很纠结，“复旦给了学子们很好的平台，校友资源多，工作机会多，也可以落户上海当律师，这是多少人求不来的”。我拿到了复旦校办法务处的入职机会，但在临近入职时，还是犹豫了。对着入职登记的表单，我却沉默了，“就坐在那里，等待时间过去。当时好像心底有个声音，觉得人生只有一次机会，可以尝试一下基层的工作。后来，我就来了。”金凤凰不仅又飞回了山沟沟，还飞去了别处的基层。
赴任前，父亲去车站送我。父亲绕上站台，又下来，再绕上去，又下来……直到逼近离开的时间，才挥手分别。成长路上父母的鞭策，成为我进行人生选择时的重要因素。父亲是一位农民，朴素地希望我入党，跟着国家走。这在我心里埋下了一颗种子。成为选调生后，父亲总对我说，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虽然希望女儿回家，但他一直全力支持我的选调生工作，“作为党员，到哪里都一样。”他这样嘱咐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