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继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首先要把握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一个哲学上的重大主题，而其精髓就在于二十大报告中多次提及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从哲学的角度来讲，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固然可以表现为一些普遍的命题，但根据特定的社会条件和历史环境将这些普遍命题具体化，才意味着从根本上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而这也正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的根本原因所在。
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
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包括唯物史观的一系列原则或原理，人们早已耳熟能详，但马克思主义绝不仅仅是一套抽象的原则或原理，而是统摄这些原则或原理的具体化定向，即要求原则或原理必须能够深入社会—历史现实，并在这种深入中开展出全面的具体化。这样的具体化时常被生动地比喻为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或“生命线”。
《共产党宣言》提到，自从现代性的权力开辟出“世界历史”，现代化就变成所有民族普遍的历史性命运。马克思在致《祖国纪事》编辑部以及致查苏利奇的信中已有明确论断，他指出，如果把起源于西欧的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历史经验转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公式”，并把这种“超历史的”公式先验地强加给任何一个民族，就只会得出完全无头脑的荒谬结论；而俄国“农村公社”的历史环境是独一无二的，根本不可能采用英国的方式来实现现代化。
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并不缺少普遍的“规律”，但这样的“规律”不能仅仅是抽象的，它们必须具有确凿无疑的历史性质与社会内容，只有通过社会—历史的具体化，才可能得到真正理解和把握。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最基本的要点。换言之，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或原理，除非能够在特定社会—历史现实中得到具体化，否则，它就会丧失其“活的灵魂”和“生命线”，就不再是马克思主义的了。
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历史性实践具有本质联系
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把握到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绝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曾有一部分“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烂熟于心，对俄国的经验佩服到五体投地，于是他们手中就有了一些现成的抽象原则，并试图将这样的原则无条件地加到中国革命的内容之上。由此而来的结果是，中国革命先后遭受一连串的失败，付出惨痛代价。
很明显，导致失败并付出代价的原因，既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原理，也不是俄国的经验，而是局限于抽象原则的无头脑的教条主义。只有当中国共产党人历经教训而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或原理必须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马克思主义才开始深入中国特定的社会—历史现实之中，真正引领和推进中国的历史性实践，而这种结合本来就是马克思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相比之下，那种滞留在脱离现实的抽象性之中的教条主义，则从其拒绝具体化的那一刻起，就已经远离了马克思主义的真正本质。
如果说马克思主义一刻也离不开经由社会—历史之特定现实的具体化，那么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才是名副其实的马克思主义，也只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才同中国的历史性实践具有本质联系。在这样的意义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百年经验中最重要的一个理论概括，而且也与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具有最本质性的联系。
三、从中国当下的历史方位把握马克思主义时代化
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内容而言，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任务与要求实际上已经蕴含其中。因为，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中国“实际”绝不简单地等同于现存的事物，正如恩格斯所说，“现实”区别于“现存”，正在于它意味着特定道路在展开过程中的历史必然性。
今天，中国的“实际”突出表现为一种全新的历史方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必须深刻把握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全新的历史方位揭示出，当今中国的历史性实践与世界历史的变局具有非同寻常的、实质性的联系。诚然，中国同世界历史的联系自1840年以来就是不可避免的，但这种联系很少真正触动现代性的体系本身。而在新的历史方位中，中国的历史性实践不仅关系到中华民族，而且关系到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进程和人类历史的未来走向。
就此而言，二十大报告中多次提及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展现出的是一种全新的意义领域。在该领域中，当代中国的历史性实践在完成其现代化任务的同时，正在开启一种新文明类型的可能性。这一人类文明新形态，一方面指向更广泛、更深入地推动中国自身的现代化进程，另一方面同时指向一个无比广阔的实践探索空间，不仅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并提供了全新的选择，而且要以扬弃现代性作为本质特征，超越现代资本主义的文明类型。
（作者为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