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改革开放后我国比较政治研究的引领者和开创者，“比较政治学”一名正是出于他的译作；他是复旦大学政治学理论专业首席教授和首位博士生导师，培养了一批批具有影响力的政治学人；他曾担任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系主任，为推动复旦政治学的发展做出突出贡献。
日前，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曹沛霖因“对改革开放后中国政治学学科恢复与发展尤其是比较政治学研究等领域作出重大贡献”，荣膺上海市第十五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学术贡献奖。
“比较政治学”的名字出自于他
阳光洒落的窗前，一位身穿衬衫的老人端坐在家中的藤椅上与来访者侃侃而谈。他声音洪亮、目光炯炯，说话时还不时翻阅着身边摆放的各类书籍。很难想象，这位精神矍铄的教授曹沛霖已90岁高龄。
作为改革开放后我国比较政治研究的引领者和开创者，他提出的通过经济看政治、制度分析擦亮政治分析的眼睛等观点，有力推动了比较政治制度研究的开展与深化。
“比较政治学”一名正是出自他主持翻译的阿尔蒙德的《比较政治学》，该书引进现代西方政治分析方法，成为当代政治学人了解世界的入门之作，影响几代政治学人。“‘比较政治学’这个名字是我们定的，前面没有人翻译过，我们做了一个起步的工作。”
曹沛霖主张在做研究时尤要以批判的眼光看问题，“外国人站在西方的立场看中国，而我们研究比较政治学要立足中国，站在中国的土地上看世界。”做学问的人一定要有自己的原则和立场，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所著所述才能经得起时间考验。
在研究过程中，他还提出“政治知识化”的重要论断，对超越西方政治学知识体系、构建中国的政治学知识体系有着重要启示。
“当时讲‘政治’很多，但是没有‘学’，要讲‘政治学’，那就要知识化、系统化、哲学化。”作为当代中国政治学最早从“知识化”角度反思西方政治学的学者，他认为要让中国的政治学在世界享有一席之地，就要将政治经验进行总结，他提出的三个走向——走向理论、走向实际、走向世界，为中国政治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从代议民主制，到行政集权民主制，再到道德集权民主制，在西方政治制度的制度形态演化规律中，他提炼出了西方政治制度的两大传统——共和和道德、民主和科学，总结出了四大原理——人民主权原理、代议制原理、分权制衡原理和法治原理，如今这一高屋建瓴的理论建构已成为研究西方政治制度、比较政治学研究领域的重要知识体系。
“在我看来，曹老师一直提倡的‘制度背后的制度’‘制度的精神’，为我现在研究中外政治制度提供了理论指导。所谓学术的薪火相传，我想就是这样。”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唐亚林说。
63岁担任国际政治系系主任
1995年，曹沛霖担任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主任，当时的国际政治系下设三个专业——政治学、国际政治、行政管理。
“我当系主任的时候已经63岁了，一做就是4年，我是全心全意办好我们这个系。”
在任期间，他积极推动专业间的融合发展，奠定了后来学院政治学、国际政治、行政管理融合发展、协同发展的大政治学学科基本格局；同时始终坚持公正办事、不谋私利、在政策许可范围内为老师们谋福利的做事原则，这也为他在师生间赢得广泛认可。
在当时，“打基础”与“搭平台”，是曹沛霖带领院系发展的两个重要“抓手”。“要把系建起来，首先要搞教材。”在他看来，教材就是学科发展的基础，要培养出好学生，没有好教材是不行的，即使在退休后回学院看望时，他给出的希望同样是要抓好基本教材建设。
为了给学生创造更好的专业发展平台，他不遗余力地推动学位授权点建设，“我们当时花了大力气建博士点、硕士点。”，他认为要保持复旦政治学科的发展势头，就必须后继有人，培养好自己的博士、硕士人才更是重中之重。
在担任国际政治系主任期间，他还积极推动复旦与兄弟院校在政治学学科方面的共建交流，在高校之间营造浓厚的学术合作氛围。
“学生到我的房间随便跑”
不同于“师傅带徒弟”的培养模式，作为复旦大学政治学理论专业首席教授和首位博士生导师，曹沛霖主张对博士生采用“群体培养”的教育模式，鼓励学生接受不同老师的培养，从而吸取各自优点。
为了让学生们拥有多元视野，他积极为学生创造学习机会。“以前出去开会的时候，我常把硕士生带着一起去，因为开会的时候都是专家，学生可以随时向他们请教。”
他也从来不用自己的东西限制学生的发展。“有时候学生做的东西我不懂，我就会去请教其他懂的教师。”曾有学生的博士毕业论文涉及许多哲学观点，为了理解这些想法，他主动请教哲学学院教授俞吾金，最终在他们的共同指导下，该论文还获得了首届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提名奖。
作为老师，曹沛霖始终将“责任”记于心头，“我这辈子上课从来没有迟到过”，他这种负责的态度也同样体现在对学生论文的指导上。
“他看论文看得很仔细，每一章都做很多批语，包括里面的一些用词，他都帮你改过，有时候会有很多的问号，问你为什么要这样写。”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陈明明是曹沛霖的第一批博士生，他说在论文开题前，曹老师都会反复多次修改学生的提纲框架；在论文写作时，他还会主张学生写完一两个章节就给他看。
对学生，曹沛霖总是爱护有加，学生经常去他住的宿舍，边吃边聊学问、聊国家大事。“学生到我的房间随便跑。”不仅自己带的博士生和他很亲近，不是他带的博士生也因他的一视同仁和他关系很好。
喜欢读书，为了教书而读书
“自己这辈子无非就是‘三书’——读书、教书和写书。”即使是耄耋之年，阅读依然是曹沛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家里至今仍订阅着六份报纸。
尽管平时也喜欢看《红楼梦》，也爱读巴尔扎克，但更多时候他说自己是为了教书而读书。由于成长于战争年代，加之家里困难，所以基础并不好，因此他每教一门新课前都会通过读书来给自己“补课”。
“每次讲课，不管讲过多少遍，我都要更新材料，要换更好、更能说明问题的材料。”在他看来，当老师的，“肚皮”空空是不行的，因此读到重要文章时，他总会反复地读，并写满密密麻麻的笔记；报纸上的文章他也会看，精彩的还会把它们剪下来，整理成一本本剪报本。“这些材料在讲课的时候大有用处，你要讲课讲得好，没资料是不行的。”
“听他的课特别有感觉。”陈明明说，曹老师学术上的融会贯通与课堂上的启发式教学让他受益匪浅。虽然一直有自己详尽的教案（后被学生收录整理于《制度的逻辑》一书），但他从不照本宣科，上课就像是在和作者“对话”，娓娓道来中充满着理性的思辨。
“曹老师对话式的上课风格，我印象很深。作者为什么会提出这样一个东西？他提出的背景是什么？他想达到什么？他的逻辑在他整个思辨过程里会碰到什么问题？碰到问题的原因又是什么？这些问题其实就是培养学生善于思考。”
耄耋之年，尽管耳背有些严重，视力也不太好，但曹沛霖的依然思维清晰敏锐。他常会把自己阅读时所思所得以及疑问详细记录下来，每当有学生来探望他时，他与学生谈论最多的也是最近看的书。
曹沛霖常说，一代人做一代人的事情，在学术的传承与创新中，他甘为人梯、无私奉献，乐为教书匠，愿为铺路石，“我们是踏在别人肩膀上上来的，我也希望学生们能踏着我的肩膀上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