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1990年任复旦大学党委书记，1991年杨福家同志任副校长，1993年任校长，1995年我离任党委书记，前后共事5年。此时，我已是党的专职政工干部，他是知名学者，转而专注复旦校长的重任。我们是同事和战友，他称我老钱，我称他老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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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长和党委书记有分工，但不分家。有几件大事是杨福家同志和我共同商量决策的。
一、
杨福家同志是科学家，对发达国家科学教育的发展了解很多，交流很多。他思想敏捷，眼光宽阔。1991年他就提出复旦应该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大学。我采纳他的建议，写进了1991年校党代会的报告。这是复旦最早提出把复旦建设成世界一流大学。
1990年，李政道先生、谢希德教授、Seymour博士、党委书记钱冬生教授、
杨福家教授在李政道物理奖学金颁奖仪式上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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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90年代初全国推行股份制改革，上海给了两个名额，复旦、交大进行校办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革。对这个新事物校领导班子内部有点不同意见，时任副校长的杨福家同志分管科技和校办企业。我和杨福家同志都持支持态度，并由他咨询管理学院，领导班子集体决定复华公司实行股份制，老杨兼任复华公司董事长。
1993年，钱冬生、杨福家视察复华公司漕河泾生产基地；复华总经理陈苏阳陪同
图片来源：复旦大学档案馆
三、
1994年，国家教委决定，复旦先行先试实行学分制。杨福家同志在校两级干部会议上传达了国家教委意见，大力推行，由校教务部门研究具体方案。对这一新生事物，我也十分关心，和教务部门一起商量，建议要依靠学校各学科的资深教授，着重研究课程，包括开什么课程，学生如何选课。这是我校学分制改革的初步探索。
1993年，复旦大学二十一世纪学会成立大会
主席台就座左起程天权、钱冬生、苏步青、杨福家、王荣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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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1993年，上海市实行公房出售试点。此时杨福家同志任校长不久。这是一项重大的改革。在校领导班子会议上，我们两人考虑到复旦大学教学区与教职工住宅区是独立的这一有利条件，经领导班工集体讨论决定实行上海市公房出售的改革试点，在实施过程中严格按照上海市的规定操作，很好地完成了这一改革，广大教职工十分满意。但国家教委提出质疑，指出学校教职工住房都是国家资 产，怎么卖给了个人呢？我承担责任，事前没有向国家教委报告，但我们是按照上海市的规定规范执行的。
从全社会的角度看，这是走出了住房市场化的第一步。学校摆脱了向国家教委争资金，学校建房，供教职工租住，很难公平分配的困境。
五、
我作为党委书记强调党委班子和各部门，要尊重校长的职权，支持行政的各项重要工作。例如，杨福家同志提出要严格考试纪律，凡是考试作弊的一律勒令退学。正在这个时候，我到国家教委开党委书记会议，我当面向朱开轩主任报告杨福家同志提出的这一措施，朱开轩主任当场表示支持。
又如，支持教务部门落实杨福家同志提出名教授要给本科生讲基础课的重要措施。
杨福家同志提出行政部门要为教学科研工作特别繁重的教授提供专项后勤保障服务。由于这项工作涉及党政多个部门，我亲自召集有关党政部门负责同志研究落实的具体措施。
六、
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能否很好落实，学校领导班子能否团结合作，关键在党委书记和校长，彼此尊重，工作上相互支持和默契。我校中层干部和知情的党员、教师认为我和杨福家同志共事的5年，学校领导班子的团结是比较好的。
在我们两人离开校领导班子以后，杨福家同志多次当面对我说，“和你在一起工作很愉快。”
在上海疫情以前，我校每年春节的团拜会上，我和老杨总是要聊聊。疫情以后，学校的春节团拜会估计是暂停了，我再没有见过杨福家同志。
想不到他突然离世！斯人已去，他的英容笑貌，我和他的同志情、战友情在我心中长存。
一路走好，老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