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中央文史研究馆资深馆员，著名核物理学家、教育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教授、原校长，宁波诺丁汉大学校长杨福家先生于7月17日在上海病逝，享年86岁。杨福家先生献身科学，毕生奋斗，不断创新，追求卓越，谱写了一曲立德树人、爱国奋进的壮丽乐章。本刊2019年第3期刊登《科学家杨福家的学术之路》一文，谨以此文纪念杨福家先生。
2019年1月18日下午，在国务院第一会议室，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了“教科文卫体界人士和基层群众代表座谈会”，听取了7位与会专家对政府工作报告的意见和建议。第一位发言的是杨福家院士，他发言的题目是“高等院校，各尽其职”，提出要面向国家需要发展多种类型的高等院校。在日常工作中，我有幸能常常聆听到杨先生讲述他学习和工作中的传奇经历和生动故事，从而了解到这位教育家对于中国教育的很多真知灼见。而他自己也获得了很多著名大学颁给他的各种学位，他学位的故事不正能折射出了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和开放的历史变迁吗？
2007年3月13日，杨福家院士在复旦大学逸夫楼一楼报告厅作题为“复旦给了我什么？”的演讲
大师们把杨福家领入了原子核物理领域
1954年，杨福家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复旦大学物理系。当时复旦物理系刚刚经历过高校院系的大调整，从外校引进了一大批堪称世界一流水平的名教授，如卢鹤绂、王福山、周同庆等。当时全校的国家一级教授只有8名，物理系就占了2名，教学阵容可谓“豪华”！他一入学就聆听了系主任、国家二级教授、德国莱比锡大学博士王福山的普通物理，后来又听了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获博士学位的国家一级教授周同庆的原子物理，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获博士学位的国家一级教授卢鹤绂的原子核物理。
卢鹤紱（左）、杨福家（右）
除了本专业规定的课程外，杨福家还旁听了很多感兴趣的课程，特别是数学课程听得比较多，如数学大师陈建功及其大弟子夏道行讲授的课程他都去听了，还旁听了另一位数学大师苏步青的大弟子谷超豪的一些课程，为今后进一步的学习和研究打下了坚实的数理基础。
当时，中国的大学学习苏联经验，开始采用口试五分制的考试制度。在普通物理学课程的第一次口试中，有很多教师前来观摩。杨福家因为学习成绩好，被排在第一个。当他推开门走进考场，却不禁懵住了。里面竟然坐着30多位老师，其中好多位还是大牌教授，那是很大的一个场面!杨福家心想：这么多的老师考我一个人！当时他毕竟还是个孩子，心情太紧张了，说话不禁口吃起来，知道的问题一下子也答不上来了。结果没有发挥好，只拿了个4分，这也是杨福家4年大学生涯里唯一的一个4分！不过，令杨福家没有想到的是，考试结束后，王福山教授专门把他叫到办公室，鼓励他说：“我知道你学得很好，就是太紧张了点，所以没考好。不要紧张，你会考好的！”这句鼓励让杨福家终身难忘。
在接着的一次期中考试笔试中，杨福家提交的答卷相当出色。国家二级教授王恒守先生当着100多位同学的面把他叫起来，介绍说：“在这次考试中，我出了个难题，想看看有几位同学能做出来。没有想到，这位杨福家同学不仅做了出来，而且还用了两种不同的方法！”
老师们的鼓励和爱护，使杨福家对物理学的兴趣大为增加，树立了要为祖国的科技事业奉献终生的志向。
1958年，在读大学四年级时，杨福家幸运地遇到了卢鹤绂先生。卢鹤绂当时才43岁，刚从北京大学调回复旦大学工作。他给同学们开设了原子核理论课程，每次上课他都发给大家自编的讲义，一共7章7节，内容丰富，富有特色。杨福家在课上与课后经常提出很多独到的问题和见解，甚至能发现老师讲课中出现的错误，令卢先生对他刮目相看。
有一次在课堂上，杨福家觉得卢先生讲的内容有一点问题。下课后他找到 了卢先生的助教，请他向卢先生求疑解惑。没想到，卢先生知道这件事后，请杨福家去了自己家里，诚恳地对他说：“在这个问题上我考虑欠妥了，你是对的。”当杨福家离开的时候，卢先生还亲自把他送到楼下。
卢鹤绂先生对杨福家的才华深为赞赏，他亲自指导杨福家做毕业论文。
当时国际上刚发表原子核的壳层模型的新理论，这个理论认为原子核虽是中子与质子紧密结合的系统，但它们运动的情况，与原子中电子环绕原子核的情况很不相同。然而只要引入一些特有的因素，就可解释实验上显出的相似之处。卢先生告诉杨福家说，“有三位科学家提出了一个原子核的壳层模型的新理论，这个模型很灵，把实验都解释了，你是不是可以用最近的高能物理的散射实验结果另辟蹊径，想法子采用另外一种办法来解释解释？”
杨福家非常感兴趣，立刻全身心投入到这项工作中。他阅读了大量当时最新的文献，分析其中的实验数据，日思夜想，不断演算。有一次，杨福家早晨3点钟醒来，突然有了个灵感，想到用一个办法可以写出一个数学公式来推算实验测到的数据。他迫不及待地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卢先生，卢先生鼓励他说：“你的想法非常好！”杨福家兴奋不已……不过当他继续往下做时，却发现，这个办法做不下去了，他不可能做出与三位科学家相同的结果。又经过半年努力，杨福家做了各种尝试，最终还是体会到这篇论文是根本做不出正面结果的。
尽管如此，整个探究过程令他受益匪浅，因为通过不断的探索与学习，他已经真正弄懂了这三位科学家的理论的奥妙。于是，杨福家又一次找到卢先生，说：“我已知道了这理论的奥妙，但我无法用其他更好的方法推算出来。”这时，卢先生语重心长地说：“不要紧，你学到东西就可以了。”
事后杨福家才知道当时导师给他出的题目是有相当难度的。1963年，研究同一问题的科学家梅耶与金圣拿到了诺贝尔奖。杨福家说：“以我当时的水平，怎么可能做得像他们一样好！”虽然论文没有做出来，但杨福家始终对卢先生充满感激，因为卢先生使他能真正懂得这两位科学家的理论。1964年，当杨福家碰到诺奖得主金圣时，他与金圣就该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大师们把杨福家领入了原子核物理领域，让他有幸领略绚烂的“物理之美”，并使之成为他一生的事业。
新中国第一批被派往西方的博士后
1963年，杨福家通过层层选拔，不远万里奔赴闻名遐迩的丹麦哥本哈根的丹麦理论物理研究所，开始了为期两年（1963年10月至1965年8月）的留学生涯，从事核反应能谱方面的研究。
当时丹麦理论物理研究所（后更名为玻尔研究所）在玻尔父子的领导下，早已经成为世界上重要的物理学研究中心。该所和美英科学界交流频繁，可以很方便地了解到物理学的前沿成果，是“物理学界的朝拜圣地”。对于中国学者来说，能前往该所是不可多得的学习与研究机会。杨福家在丹麦接触到了当时最前沿的核物理研究工作，为今后回国继续从事物理学教学科研以及国际交流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杨福家在玻尔研究所留学的身份是博士后研究员。该所的50多位学者大多是在西方发达国家获得的博士学位，而杨福家实际上只是一个本科毕业才5年的讲师，又是来自当时科技相对落后的中国，精神上的压力相当大。但他深知自己肩负着祖国的荣誉，拼命工作，奋起直追，很快适应了那里的学习和研究生活。
杨福家工作的实验室在郊外，他平时都和好朋友比扬霍姆一起乘火车上班。比扬霍姆在火车站附近有一辆摩托车，杨福家每次就坐在他的摩托车后面到实验室，再从实验室回到研究所。
当时玻尔研究所的所长是奥格·玻尔教授。1950年代，他就和另一位后来和他一起获得诺贝尔奖的莫特逊教授一起，对一种核运动状态作出了预言：在中子数为82的一些原子核内有一些特殊的状态。但这在那时仅仅是预言，多年来一直没有得到实验的证实。杨福家来到玻尔研究所后，对两位教授的预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特别是在莫特逊教授的建议下，他决心以此为研究课题，并与另一位丹麦学者一头扎进实验室来寻找这种状态。
杨福家（中）和莫特逊、奥格玻尔合影
杨福家第一次准备通宵在加速器上做实验前，很担心常用仪器会出故障，自己在实验中又无法及时修好，这样不但实验做不成，还会浪费宝贵的加速器使用时间。出乎意料的是，每当玻尔研究所的仪器工程师得知他晚上要用仪器时，他们都会准备好5台仪器供他使用和备用，这使杨福家在做实验时心里十分踏实。
起初，杨福家从复旦大学物理系周同庆教授的讲义中获得了灵感，他觉得可以仿照寻找原子状态的两种方法来寻找原子核的状态。但是,经过无数次实验，寻来觅去，结果还是一无所获。毛病到底出在哪里呢？
玻尔研究所学术风气浓郁，大家都笃信“科学起源于实践，但扎根于讨论”，这也是在这里工作过的量子物理学家海森堡的一句名言，而这句名言也成为了杨福家日后坚守的“哥本哈根精神”的信条。所里有一块大黑板，在黑板前讨论问题的人络绎不绝，探讨气氛十分热烈。午餐虽然吃得非常简单，但一顿饭经常要吃上一两个小时，饭厅变成了讨论问题的场所，成了各种思想火花碰撞的场所。杨福家也时时刻刻地与一些不同领域的专家一起讨论交流。所里的一位化学家在和他聊天时说，可能是实验用的靶子有问题，应该做一个非常纯的靶子。这提醒了杨福家，他与合作伙伴花了很大的精力，做成了很纯的稀土元素金属靶。这在当时是一个创举,因为这类高丰度的稀土元素价格非常昂贵，一毫克便要200美元，所以实验时要非常小心。
当时实验室的墙上有一条标语，写着“Enjoy yourself”。杨福家每当工作感到疲惫时，就看看墙上的这条标语，暗暗给自己鼓劲：要学会享受你周围的环境，今天能得到这么好的工作条件实属不易！
杨福家在加速器上经历了通宵达旦的40个小时的工作，终于获得了实验的成功：1964年2月8日凌晨2点,杨福家终于在串列加速器上看到了预期的信号。这个已经提出了多年的预言，终于在杨福家手里得到了证实！在从实验室回郊区公寓的火车上，这位“拼命三郎”实在太累了，竟然睡了一路……
1964年2月8日凌晨2点30分，试验获得成功
当年暑假，杨福家代表玻尔研究所到芬兰的一个国际会议上作了报告，这是他在玻尔研究所做出的第一个成果。杨福家所证实的这种运动状态，至今仍被国际核物理学界所引用。
奥格·玻尔教授对杨福家在短短的时间内就做出高质量的研究成果非常满意，并向我大使馆提出，希望杨福家能在丹麦再工作一年。经过批准，杨福家在玻尔研究所延长工作将近一年。杨福家的小组也一度成为所内的热门团队，甚至吸引了美国科学家争相加入。
1965年杨福家学成归国。杨福家在玻尔研究所的很多同事和朋友后来都成了世界科学界举重若轻的权威人士。他积极参加国际会议、参与国际组织，与世界各国的科学家广泛交往，让世界了解中国，也了解他本人。这为他后来走上国际教育舞台奠定了基础。
1972年，奥格·玻尔向罗格斯大学物理系核物理研究实验室乔治斯教授推荐杨福家，他写道：“杨福家于1963-1965年在NBI(玻尔研究所)的串列实验室（Tandem Laboratory）参加了多个实验核物理项目。他的能力和性格都给我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他善于学习新技术，得到了他同组同事的一致好评。他有独立见解，为人直率、幽默、易于相处。他是一个很有能力的物理学家，我强烈推荐他。”
荣获8个荣誉博士学位
1995年，日本创价大学授予杨福家名誉科学博士，这是杨福家获得的第一个荣誉学位。那年10月 6日，杨福家访问日本，日本著名的创价大学举行仪式，授予了杨福家名誉博士称号，以表彰他多年来在发展学术文化及提高本校的研究与教学水平方面所做出的贡献。该校由著名学者池田大作先生创办，此前其名誉博士学位曾授予戈尔巴乔夫、基辛格等23位世界著名人士。杨福家是继苏步青、丁石孙之后第三位获此荣誉的中国学者。
杨福家的第二个荣誉学位是1998年 10月17 日，在美国纽约州立大学获得的人文名誉博士（Hon. Dr. Degree of Humane Letters）。他很喜欢纽约州立大学授予的这个人文名誉博士学位，因为他非常重视文科研究。在他担任复旦大学校长期间，就曾选拔陆谷孙、王沪宁和章培恒作为文科杰出教授，享受院士待遇。当时他还撰写了大量的教育管理和人才培养的文章，发表了很多真知灼见，并合集出版了《追求卓越》一书。此书观点鲜明，文笔生动流畅，深受读者喜爱。2012年他当选了中央文史馆馆员，他也很珍惜这个荣誉，就因为这是“文”，而中国科学院院士的称号是“理”，一文一理，正好体现了他所强调的“文理结合”的博雅教育理念。
1999年 3月18日，杨福家获得了香港大学名誉科学博士，香港大学还聘请他担任校长特别顾问。1999年7月6日，他又获得英国诺丁汉大学的名誉科学博士。他对这两所大学，特别是香港大学授予他学位非常感恩。不久后他受邀担任了英国诺丁汉大学的校长职位，大踏步迈向了国际高等教育舞台，并于2002年5月19日获美国康州大学荣誉科学博士。
1999年3月18日，香港大学授予杨福家名誉科学博士学位
近年，杨福家先后获得了港澳地区的多个荣誉博士学位。2010年3月27日，获得澳门科技大学的荣誉理学博士称号；2013年12月6日获得香港中文大学荣誉理学博士称号；2016年11月24 日获得香港岭南大学荣誉理学博士称号。杨福家每次在庄严隆重的授予仪式上都发表演讲，阐述他的知识经济、博雅教育的理念。他的睿智和亲和力极大地感染了每一名现场观众。
在澳门科技大学的授予仪式上，他和袁隆平、吴家玮、欧阳自远、钟南山等一起获得荣誉博士称号。那天，他没戴领带，在演讲前先道歉说：“有点儿不好意思，事先我没有想到是这么大的场面，而且我们坐在台上，这不平等。我相信教育学上的交流方法是大家围绕在一个教室，那样的氛围。所以我来之前，就把领带取了，大家随便一下。”听到杨先生的话，一旁的吴家玮博士连忙提议道：“我们大家都把领带取了！”随即与另一旁的欧阳自远博士一同都取下了领带。这个举动一下拉近了荣誉博士们与科大同学们的距离，同学们都感受到台上令人尊崇的科学家没有架子，是和自己平等相待的大家庭中的一员。
杨福家（右二）在澳门科技大学和欧阳自远、袁隆平、钟南山一起获得荣誉博士学位
在与同学们的互动环节中，杨福家还与大家分享了他小时候调皮捣蛋的故事。上初中时，有一次在化学课上，杨福家偷偷在黑板擦里嵌入了一支粉笔。老师拿起它来擦黑板，却越擦越花，不由得勃然大怒。杨福家虽然调皮，却十分诚实。老师问：这是谁干的？他便怯生生地站起来承认：是我干的。因为这件事，也因为他平时一贯捣蛋，学校给了他一个“勒令退学”的处分。
幸运的是，后来杨福家考上了一所很好的高中——格致中学。在高中学习期间，班主任项秀荣老师带领同学们一起认真学习《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个学校的教育氛围使他懂得：人活着是要有理想的，有了理想，才会有生活的动力，才会有长足的进步。同时，单有理想还不够，还要艰苦奋斗，还要有机会，并善于抓住机会。这样才能做到在短暂的人生中对社会有所贡献。杨福家的一席话语引起了大家的共鸣，也由此而荣膺“最亲切博士”的称号。
杨福家因为他非凡的科学和教育成就而获得国内外著名大学的荣誉博士学位，也充分证明了新中国高等教育的崛起，中国教育取得的非凡成就已经获得了国际瞩目和普遍认可。
（作者为复旦大学现代物理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杨福家院士助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