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20世纪初，社会学从国外传入中国，历经沧桑，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征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这得益于党的正确领导。
1979年成立中国社会学研究会（1982年改称中国社会学会），选举费孝通任会长，复旦大学田汝康教授当选第一副会长，翌年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院设立社会学研究所，标志着社会学恢复重建和发展的起步。经过四十多年的努力，我国社会学已满园春色，前程似锦。
此后，中央领导都十分重视社会学学科建设，直接或间接听取社会学家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意见。社会学家重视调查研究，在“三农问题”、小城镇建设、区域协调发展、国情民情研究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等领域做出了贡献。
意外受命筹备复旦社会学科重建工作
我是伴随我国社会学恢复重建走过来的。1978年底，我给哲学系副主任胡景钟送了《外国社会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作为承接搜集近现代中国资产阶级哲学资料的汇报。翌年3月15～1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规划局在北京召开社会学座谈会，宣布恢复重建中国社会学，要求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先行恢复社会学系。不久哲学系主任胡曲园根据学校意见安排我转向社会学，负责筹备复旦大学社会学的恢复重建工作。自始，我半路出家，从业余爱好转为正业，甘心情愿做复旦社会学科建设的“铺路石”，自嘲“自投罗网”，投入了社会学行列。
我无意中从社会学史角度撞墙进入了社会学学科领域，但对其理论和方法知之甚微。哲学系放手，学校提供学习提高条件，如安排我参加1980年和1981年夏季两期北京社会学讲习班学习，参加1980年教育部组织、费孝通主持的《社会学概论》编写和教育部有关社会学教学研讨会，给我打下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的基础。我保持与学界的关系，得到兄弟院校和教育部高教司对复旦建立社会学专业和社会学系的支持。我边学边干，边干边学，1979年秋季先行在哲学系组织本科生进行社会实践，到街道、工厂、工读学校等调查婚姻家庭、青少年犯罪等问题。最远到了江西德安县米粮铺拖沟岭共青城（又名“共青社”、共青垦殖场），实地调查1955年秋天上海98位上海青年志愿者安家落户的历程，深为他们自力更生的拓荒奋斗精神所感动。学校对哲学系这种社会学的教学实践给予肯定和支持，教务处全额报销差旅费。哲学系将教学实践制度化，纳入教学计划，每个年级安排4个星期，由我讲授怎样做社会调查专题，或请专家做辅导报告。
我在转型中学习，加深了对调查社会问题的认识，但不认可社会学是只研究社会问题的学科。1981年秋起，校教务处先后在全校开设《社会学概论》和《社会调查方法》《社会心理学》选修课，后两门由派往南开大学社会学专修班结业后留校任教的范伟达和周雪光分别主讲，我主要讲授《社会学概论》，多时有两三百人。哲学系1978级陈中亚、应廷甲、许志远和吴立江四同学的教学实践报告《上海市苏北人问题的调查》获1982年中国社会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和《中国青年》杂志社联合举办的“社会调查征文”一等奖，并在《中国青年》杂志第11期作为唯一的征文代表予以刊载，组织者以“社会学的新希望”为题发表了总结，这是对刚刚起步的中国社会学学科的激励与期盼。
难忘谢校长的关爱和指导
为做好社会学系的恢复重建工作，先行进入哲学系社会学教研室的老师和职工师同心协力，各自做好自己的工作，添砖加瓦。我负责编制《复旦大学社会学专业教学方案》，吸取了兄弟院校和海外的经验，在哲学系领导的指导下反复修改。我起草了《关于聘请费孝通任复旦大学社会学兼职教授的请示报告》、《关于复旦大学建立社会学专业的请示报告》、《关于恢复复旦大学社会学系的请示报告》等。在这个过程中，谢希德校长给予的关爱和指导使我难以忘怀。谢校长自1983年担任校长后大力扶持社会学学科建设，凡有美国社会学教授来访，她总是尽力接待，并让外事办公室安排我和其他教师参加，以了解国外社会学最新动态。为筹建社会学专业和恢复社会学系提出要求，细化指导，对我提出的要求和建议总是给予意见，曾两次在家里接待我。1988年8月，我去她家里汇报社会学专业已招生，为更好地进行教学，学校能不能早日批准恢复社会学系？她看完我带去的《关于恢复复旦大学社会学系的请示报告》后说，可以在开学后由校长办公会议审议，希望我们做好准备。10月10日上午，即列入校长办公会议议程，社会学系恢复筹备组黄海泉（时任系党总支书）和我列席并作汇报。谢校长首先肯定哲学系所做的努力，谈了自己同意的意见，与会的庄锡昌等几位副校长也一致同意，同时提出了一些继续努力的意见；具体班子由组织部研究。翌年1月由副校长庄锡昌在哲学系教职工大会上宣布：学校批准恢复社会学系，系主任田汝康、副系主任黄海泉，党支部书记刘豪兴协助系主任工作。头几年因我相对熟悉学科结构，协助系领导抓教学和学生工作多些，晚上经常出现在男生宿舍，了解同学的学习情况和对教学的意见和要求。黄海泉主要分管教师队伍建设，从哲学系调派有志社会学科的中青年教师从事社会学教研，至1988年秋，社会学教师达9人。因系主任田汝康在美国，黄海泉退休后由我主持系务1年。彭希哲担任系主任后，我专注自身教研和教职工党支部工作。谢遐龄任系主任时期，我任副主任分管教学，联系同学较多，常能听到同学的心声，帮助改进教学。
复旦社会学科已有广泛影响力
我先后主编《国外社会学综览》《社会学概论》《农社会学》（后二书均已第三版），出版合著《人的社会化》《旷世的忧思——费孝通的经济社会学思想》（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最终成果），发表《费孝通社会学思想述评》等费孝通研究的系列文章，编辑出版费孝通的《志在富民》《江村经济》《乡土中国》《文化的生与死》《怎样做社会研究》《中国城乡发展的道路》《在龙旗下——中日战争目击记》（译文）等著作，300多万字。
1982年元旦次日，我走进江村，参加费孝通倡导建立的“江村社会调查基地”的首次调查，日后我基本年年前往进行追踪考察，经常组织学生前往参观访问或做专题调查，至今40年，持续记录江村的变化发展。我从这个“知识的源泉”——社会学实验室获得许多知识，运用到课堂和教材编写，“江村是一部读不完的书”的体验语已被广泛认同与传扬。1999年走出江村，暑假组织教师和学生参加乡镇调查，提高了对农村基层的了解和认识，已出版《乡镇社区的当代变迁——苏南七都镇调查》《以工兴镇——苏南七都镇再调查》两书。我主持编纂的《开弦弓村志》实现了费孝通的宿愿，成为编纂村志的样本。更可喜的是，许多青年学子在参观访问江村过程中获得亲身体验，立志社会学的学习与研究，薪火相传。
今天的复旦社会学科在国内外的影响力日益增强。我深信，复旦社会学科会走在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的前列，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积极的贡献。
（本文得到社政学院苏忠鑫、何立民、刘勇和哲学学院王晓萍的热情帮助，谨致以感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