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在总结党的百年历史时，很明确地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揭示为这一进程的基本主线。无论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推进并进入新时代，都从本质上展现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发展。因此，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取得创新、发展和飞跃的历史。
理论上植根于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
从理论基础上来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的历史性实践与马克思主义建立起本质的联系；但是，与百年中国的历史性实践建立起本质联系的，不是抽象的马克思主义，而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绝不仅限于一些抽象的原则或原理，它尤其具有一个“活的灵魂”，即要求深入到特定的时代内容之中，要求依社会历史现实而来的具体化。黑格尔就曾说过，一个哲学上的原则或原理，即使是真的，只要它仅仅是一个原则或原理，它就已经是假的了。同样，恩格斯明确指出，如果唯物史观不被当做研究的“指南”而仅仅停留在抽象的原理上，它就立即转化为唯物史观的“对立物”。因此，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或原理，只有在特定社会历史现实中得到全面的具体化，才意味着从根本上坚持马克思主义，并且同时也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创新与飞跃。
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马克思主义原则或原理的具体化，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因此，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议》在总结党的百年历史时，指出其最重要的历史经验之一是“坚持理论创新”，强调：“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强国的根本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指南，必须随着实践发展而发展，必须中国化才能落地生根、本土化才能深入人心。”
实践上植根于当代中国以及当代世界历史发展现实
从实践基础上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创新和飞跃，都是以特定的社会历史现实为基础的，是与百年中国的历史性实践本身的发展和转折相联系的。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次飞跃，并不是在主观上被设想出来的，而是由特定的现实所指派的历史性任务所决定的。也因此，只有在重大的历史转折时刻，才会出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飞跃。
毛泽东思想的创立是由于中国面临着经由彻底的社会革命来为其现代化进程奠基的重大任务，而这一任务只有通过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相结合才能完成，所以它必然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邓小平理论的创立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同样是与重大的历史性转折相联系的。一方面是改革开放路线的确立，另一方面是世界社会主义面临的严重挫折，这样的历史现实要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再次完成重大飞跃，从而开辟出一条新的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当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的实践基础，同样是由于我们已处在一个重大的历史转折点，那就是“两个大局”的同时出现——一个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另一个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两个大局”的紧密交织，再一次要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有新的飞跃；而这一新飞跃的现实前提，则是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到特定阶段提供出来的。
为了充分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飞跃的实践基础，必须准确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处的新的历史方位。党的十九大报告在讲到新的历史方位时，指出了一个三重意义的领域，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不仅对中华民族具有意义，而且对世界社会主义和人类整体发展具有意义。新的历史方位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这是一个关于中华民族的历史性叙事。不仅如此，它还意味着中国共产党人在21世纪高高举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科学社会主义注入了强大的生机和活力，这是一个关于世界社会主义的历史性叙事。不仅如此，它还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各个方面的发展，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这是一个关于世界历史、关于人类整体进步的历史性叙事。正是这个新的历史方位，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飞跃提供了最为广阔的实践基础；正是由于这个实践基础，使得中国共产党要承担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飞跃的历史重任。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飞跃，必将在整个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上、在世界历史的发展史上具有极为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飞跃，不是没有现实基础的。就像它在理论上植根于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一样，它在实践上植根于当代中国以及当代世界历史发展的整个现实之中。就此而言，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这方面也将会面临一个非常广阔的用武之地，那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开展深入现实的各种学术上的研究，并且能够在学术化、学理化和专业化的方面，对时代问题和挑战作出深刻的理解和积极的回应，从而参与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飞跃的历史性进程之中。
（作者为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