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望道先生提出的“创新道路”是:以马克思主义观点为指导思想,以中国语文事实为研究对象,批判地继承我国语言学遗产,批判地吸取外国语言学研究成果。同时,要立足于中国的今天,为当前中国实际服务。这也就是:立场要站稳,方法上要能网罗古今中外。
2021年是先师陈望道先生(以下简称“望老”)诞辰130周年。我又一次打开1957、1961至1966年聆听他讲课的笔记本。60多年来,虽然历经沧桑,我也多次搬家,但这本羊皮封面的笔记本,一直珍藏至今。这不是普通的笔记本,是望老于新中国建立后修辞学研究第二次高峰的真实记载,其中既有对《修辞学发凡》(以下简称《发凡》)的总结,更有在《发凡》基础上的创新和重大发展,两者相结合,进一步形成他博大精深的修辞学思想。陈望道修辞学思想不断引领着我国修辞学新开拓,也是我修辞学研究数十年的指路明灯。
1961年我在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前夕,校党委主持工作的副书记王零同志约见我说:“陈望道校长要新闻系挑选一名毕业生到他创建的语言研究室跟他学修辞,挑中了你。你是共产党员,交给你一个任务。国家号召要抢救老专家学术遗产。望老是著名修辞学家,70岁啦,他的学术遗产急需有人继承。你要发挥主观能动性,千方百计把他的学术思想学到手,并发扬光大。”语言研究室设在望老府邸底楼。望老身兼十数职,工作异常繁忙,还坚持利用业余时间研究文法修辞,经常对我们讲他探索的新见解。我为自己能聆听望老教诲,耳濡目染他崇高的人格魅力而万分庆幸。望老的言教身教,使我受益终生。
多年听课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望老1962年在复旦大学纪念《发凡》出版30周年座谈会上讲话中的一段话:“写作《发凡》时,我曾努力想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作指导。我接受马克思主义是在‘五四’之前,……如果说这本书还有一些可取的地方,则是运用了马克思主义观点的缘故。”语言研究室主任、著名语言学家吴文祺先生也曾说:“《发凡》虽然没有引用马克思主义词句,但马克思主义的原则、规律、观点却贯穿其中,这是很不容易的。”
《发凡》是望老历经十多年艰苦努力写成的名著,被学术界誉为“我国现代修辞学的里程碑”。1956年毛泽东主席在上海接见望老时也说:“陈先生,我最近读了你的《修辞学发凡》,很好。听说你在研究文法,希望研究下去。目前许多人写文章不讲文法,不讲修辞,也不讲逻辑。”(倪海曙《春风夏雨四十年》)
进研究室后我多次精读《发凡》,逐渐理解其中精髓。我曾统计:《发凡》共引用古今中外几百个作者800多篇(本)诗文或专书中的典型例句,从中概括修辞手法的客观规律。它运用马克思主义对立统一观点将修辞现象分为消极修辞与积极修辞两大类。它的修辞必须适应题旨情境说,既符合对立统一规律,又符合事物与事物相联系的观点。它还立专章论述了修辞现象的发展变化等。这是我国最早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指导撰写的修辞学专著。只不过在当时白色恐怖下,它不能公开引述马克思、恩格斯的话,只能转化成自己的语言阐述,实际上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作为指导思想贯穿全书,实在难得!
望老在讲课中有一个鲜明的特点：以马克思主义观点为指导对修辞学基本理论进一步作了深刻论述。例如他对修辞学的研究对象——修辞现象下了科学的定义,发掘出修辞现象具有艺术现象的某些特点,即易变性。深刻揭示:“易变，是修辞的重要特点之一。”再如，对修辞学性质研究作了新开拓,指出“修辞学介于语言文学之间,它与许多学科关系密切,它是一门边缘学科。”“研究修辞要具备多门学科的知识。”这一看法将以往修辞学研究从只着眼于语言学内部的框框中解脱出来,开辟了研究的新路径。又如，对修辞适应题旨情境说,在《发凡》基础上,又作了更深入的论述。这也是对内容与形式关系论析的进一步深化。望老的众多新见解为我国修辞学的开拓创新指明了方向。
望老还多次强调学术研究应该具有创新理念、创新道路与创新方法。创新理念如,他谆谆教导:修辞学研究要“立大志攻坚”,“研究工作要有创造性。你们是创造财富的,不是专门继承的,要对祖国文化遗产有所贡献。”他把学术研究比喻为接力赛跑,主张“不是从别人的出发点起步,而是从别人的到达点起步。这样才会越跑越远,越往前走水平越高。”他提出的创新道路是：以马克思主义观点为指导思想，以中国语文事实为研究对象，批判地继承我国语言学遗产，批判地吸收外国语言学成果，立足于中国的今天，为当前中国实际服务。也就是指立场要站稳，方法要能网罗古今中外。这就是他提倡的“古今中外法”,在我国修辞学史上也是创举,弥足珍贵。
语言研究室后来将望老建国后的校内外演讲比较成系统地整理成文,连同望老从1921年至1965年发表的文章,汇编成《陈望道修辞论集》,1985年由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1983年我被任命为研究室主任兼修辞组组长,参与主持该书编辑工作,这就更要经常翻阅这本听课笔记。只可惜那些年望老在讲课中谈文法的比例较多,谈论修辞未成系统的均未收入书内。后来我将它们汇编成《望老谈修辞》语录72条6大类,置之案头,经常品读。
望老一生坚持学习马列主义著作,为我们树立了榜样。现举两例:如倪海曙先生1964年去拜访望老时,他正在复习唯物辩证法的几个基本范畴,为外出讲学做准备。倪先生见此不禁笑起来,心想:搞了一辈子方法论,还要复习吗?望老说:“年纪大啦,脑力差,读书应该更勤一点。这时望老74岁。又如:1975年我去探望望老时,只见他正在书房阅读列宁的《哲学笔记》,书的空白处划了许多红、蓝杠杠,写了很多字，这都是他阅读后的体会、批注。那年望老85岁,健康大不如前,还在坚持学习马列。后来听说望老是在为修改《发凡》作准备。可惜两年后他竟逝世了，这一愿望未能实现。
自1977年望老仙逝后至今的40多年里,我一直坚持以宣传、弘扬陈望道修辞学思想为宗旨,遵循望老的教诲，作了两方面努力：一是撰写学习陈望道修辞学思想心得体会的文章59篇，其中很大一部分从多方面论述望老修辞学研究取得重大成就的原因是，几十年来一直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作指导。如《修辞学与对立统一规律》、《边缘学科的特殊理论营养——论修辞学的哲学基础及其他理论来源》、《探索修辞的美——<修辞学发凡>与美学》、《试论新中国成立后陈望道修辞学研究的重大发展》等。
二是我与陈光磊先生组织团队集中攻治长期乏人问津的两个不同分支学科:“中国修辞学史”与“中国修辞史”,着重梳理我国修辞评论和修辞现象数千年来的演变轨迹,分别探索它们在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下,是如何适应不同题旨情境而发展变化的。开拓新领域经常会遇到艰难险阻,我也常会打开这本笔记本,这时，望老的音容笑貌、谆谆教诲会清晰出现,给我以力量和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