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家驷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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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家驷，著名胸外科学家、医学教育家，一级教授，我国胸心外科奠基人之一，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黄家驷教授一生勤奋不息、医德高尚、廉洁俭朴、平易近人，为我国医学教育、医学科学和胸心外科专业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1955年3月，黄家驷光荣入党，当时《解放日报》发表了他《终身难忘的日子》一文，表达了他为党和人民奉献一切的决心。
图为《终身难忘的日子》
终身难忘的日子
解放日报 1955年04月26日 第02版 黄家驷
一九五五年三月十九日，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日子。从这一天起，我光荣地成为一个中国共产党的候补党员，将自己一切毫无保留地全部贡献给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
黄家驷
我的家庭出身和长期受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影响，曾经使我远离人民。几十年来，虽然我没有参予什么反动政治组织，但一直钻在“纯技术”的圈子里，自鸣清高地以为医学是“超政治”的，对革命斗争采取了漠不关心的态度，一心一意只为自己做一个有名望的专家和教授而努力。解放战争时期，蒋介石政府贪污腐化成风，物价一日数涨，生活极度困难，我虽然是个大学教授，每日里也要愁米愁盐，领了薪金要立即到马路上去调换美钞、银元。在这种时候，“不问政治”的我也不能不感到了反动政治所带给人民的灾难，我厌恶蒋介石政府，盼它快点垮台，可是对共产党还没有认识。
解放后，我参加了政治学习，听了一些政治报告，也参加了一些重要的会议，开始接触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名词。特别在一九五〇年召开的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上，听到朱德副主席和吴玉章同志的报告，认识了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科学工作的关怀和重视，开始了解到自然科学也与政治有关，懂得了人生的目的不只是为自己。
一九五〇年冬天，全国掀起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我也报名参加了抗美援朝志愿医疗手术队去前线工作，和我们最可爱的人——中国人民志愿军有了接触。那时，我具体地看到那些忠心耿耿为了保卫祖国而贡献出自己宝贵生命的战士，看到了那些在重伤昏迷中还忘不了要重返前线杀敌的英雄。我很感动，也得到了最深刻的教育。当我欢送着病愈的战士们出院归队的时候，当我读着他们从前线来的信，分享着他们胜利的欢乐的时候，我深深感觉着自己的工作和保卫祖国、保卫和平的正义行动不可分，我再不以为自己的工作只是“纯技术”地替人治疗，我懂得了技术必须与政治结合的道理。
从前线工作回来不久，我就被邀列席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在会上听了许多报告，使我对新中国各方面的伟大成就有了总的认识，这使我更深切体会到胜利之得来不易，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国家在短短两年的时间中才获得了那么大的成就。在闭会的宴会上，我有幸得和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坐在一桌，听到他的指示。毛主席领导革命，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奋斗，使全国人民获得解放，做了翻天覆地的伟大事业，可是他对我们却是那样谦和，那样的亲切与关怀，使我们在他面前一点不觉得拘谨。我回顾自己，只要工作中稍微有点成绩便沾沾自喜，表现出骄傲自满情绪，面对我们伟大的领袖，我感到真是羞惭无地。第二天，刘少奇同志又给我们做了个报告，谈到共产党员标准的八项条件。这个报告进一步启发了我，使我决心去除为个人名利打算的自私观点，争取做一个光荣的共产党员，终身为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服务。
1951年11月，医疗手术队归来不久，黄家驷（中）应邀列席第一届全国政协第三次会议，以《决心尽一切力量医好志愿军伤病员》为题作了大会发言。在会议结束的晚宴上，他有幸坐在毛主席的右侧，聆听领袖关于中西医结合和加强团结的指示。
从那时起，我就把那张印发的共产党员标准的八项条件每天带在身边，经常拿出来对照着要求自己。 经过自己一年多的考虑，又经过“三反”、“五反”、思想改造等各项运动和党在各项工作和学习中对我的教育与培养，我的入党要求更迫切了，在党员同志的鼓励和帮助下，我终于向党提出了入党申请。
在申请入党之前，我也不是没有顾虑的。首先，我是一个地主家庭出身的高级知识分子，年龄比较大，因而社会关系也比较复杂，过去对党的事业没有贡献，现在距离共产党员标准的八项条件也还差得很远，党会不会考虑我的申请呢？但是，这个顾虑很快就消除了，因为我认为只要我是愿意为党的事业服务，要求在党的教育下改造自己，党迟早是会接受我的。如果这次申请没有获得批准，也一定会使我更清楚地认识自己的缺点，更明确地认识自我改造的方向，这又有什么不好呢？
其次，我想我是一个技术人员，我将以我的技术为国家建设事业服务，加入共产党以后，会议会增多一些，这是否会影响到我技术工作的发展呢？考虑到这个问题，我就不能不把我自己在解放前和在解放后的技术工作做一个对比。解放前，我没有担任任何行政工作，也没有什么会开，更没有政治学习，我有全部时间做我的技术工作，可是那时我的医疗工作的对象，仅仅是少数病员。上海医学院的教学医院总共只有八百只床位，我所领导的胸部外科不过几十只床位。因为当时物价极不稳定，人民生活困难，失学失业是相当普遍的现象，能来医院就医的只不过是少数有钱的人，我的技术对于广大的劳动人民究竟有什么好处呢？自从一九四五年我从美国回国到一九四九年为止，仅仅培养了两个可以称为专科的医生。那时候每年所教的学生，也不过几十个人。这就是我在解放前的全部技术贡献。
解放后，由于党和人民政府关怀人民健康和人民的医学教育事业，上海医学院有了很快的发展。我们教学医院的病床增加了一倍多，因而胸外科所能照顾的病人也大大地增加了。胸外科的医生有了十几个，每天有几个大手术同时进行。由于人民的生活日益改善，特别是工人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获得了劳动保险和公费医疗，我们服务的对象也已由少数的资产阶级转变为广大的劳动人民了。我们的学生不是每班几十个人，而是几百个了。而且我们不再是制造谋求个人名利的开业医生，而是培养为广大劳动人民服务、愿意服从统一分配的人民医生了。
图为黄家驷在为学生做手术示范
不错，在我个人来讲，因为负担了行政工作，参加了不少社会活动，我自己动手术的次数没有以前多，教学工作也做得很少。然而如果不是上海解放，要有现在这样多的病员得到照顾，要有这样多的专科医生得到培养，要有这样多的学生得到教育，这是可能的吗？政治与技术是互相联系，互相依靠的，而不是处于对立的地位。我们科学工作者不应当滋长忽视政治的倾向，我们应当而且必须参加必要的社会政治活动，尤其是各种重要的政治运动，这是国家建设事业所需要的，也是国际文化活动所需要的，对我们自己联系实际、开阔眼界、提高政治思想水平来说也是有很大帮助。共产党的最终目的是改善全民的生活，建立共产主义社会，这就需要每一个人能发挥他的所长，贡献出他的力量。难道党会妨碍科学工作者的技术工作吗？我们的事业是在发展，工作是在进步，最近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指出要减少科学工作者过多的兼职和社会活动，保证他们能集中精力于专业活动，以便为祖国的科学事业作出更多更大的贡献来，这不是清楚地说明了党对我们科学工作者的莫大的关怀与重视吗？
几年来，党对我的关怀和培养是无微不至的，党给予我的信任与荣誉也是很大的。在上海第一医学院，我是领导者之一，负着领导教学改革的责任。我曾经几次代表着新中国的人民参加国际活动。去年我又光荣地被选为全国人民代表。从自己切身经历中，我深刻认识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只有在党的领导下才能获得实现。建设共产主义是一项十分艰巨而又崇高的集体事业，需要我们共同奋斗来努力争取。我决心要为这一伟大的理想贡献出所有一切。我也考虑了只有积极参加到党的队伍中去，成为党组织的一员时，才能更好地改造自己，发挥力量，彻底地坚决地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
图为《黄家驷外科学》
毫无疑问，虽然在党的培养下，我认清了努力的方向，但是拿共产党员的标准来衡量自己，我的缺点还是很多的。首先是我的政治理论水平不高，在工作中时常搞不清什么是正确的方向，对于某些问题不敢大胆负责。其次在技术工作上，特别是在学习苏联先进医学问题上，几年来进步也极慢。我有三次访问苏联的机会，亲自看见了苏联医学在各方面的伟大成就，但是我在上海第一医学院负责教学研究的领导工作中还没有很好地发挥我应有的作用。我和群众的连系也不够，工作还不深入。在同志间不能大胆地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当我光荣地被批准入党的今天，我一定要正视这些缺点，改正这些缺点。我要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使我能逐步地掌握辩证唯物的观点和方法。
我要努力学习苏联医学，团结上海第一医学院的全体教师，密切联系群众，使我们能顺利地进行教学和医疗改革。在我处理问题的时候，一定要从工作出发，大胆地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我要坚决执行党的政策，服从党的纪律。我要以党员标准的八项条件严格地要求自己。在党组织的教育下，我有信心能改造自己，使我成为一个符合标准的共产党员，终身为无产阶级的利益，为共产主义社会的实现而奋斗！
（音频：张沛骅；手绘：王舒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