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重要讲话精神，开展好党史学习教育，弘扬革命精神、传承红色基因，复旦大学举办“缅怀英烈守初心 明理增信担使命”——烈士纪念雕塑和纪念广场落成暨清明追思英烈活动。校党政领导及10位烈士子女及亲属代表出席了这次意义非凡的活动。对于宋少杰来说，这天尤为特别，因为他的父亲王水烈士，正是在71年前的4月2日，光荣牺牲。
王水，原名甘传昌，浙江宣平人，出生于1929年5月，1947年秋，考入了复旦大学新闻系。在大学求学期间，他利用所学专业，参加了《复旦新闻》的采编工作。也就在此时，他深深地意识到了国家所处的危难与困境，以及自己所应肩负起的历史使命，踊跃参与学生运动。
甘传昌（王水）的新生报名单
1948年底，国民党当局提出了“应变”的口号，目的是动迁物资、迁校迁厂，以应对共产党和解放军的进攻。复旦大学地下党组织为了抵制国民党当局把复旦大学迁往台湾的企图，联络成立了“复旦大学师生员工应变委员会”，号召广大师生员工“储粮应变”，护校拒迁，迎接解放，并组织了全校的纠察大队以保护学校。王水因坚定、勇敢、机智，得到了组织的信任，虽然他当时还不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但被委以学校防护大队大队长的重任。此后他便常常和队员一起，彻夜在校园内巡逻，保护师生安全，保护学校财产设备。通过他及全体“复旦人”的不懈努力，国民党当局迁校的企图最终没能得逞。
甘传昌（王水）的成绩单
然而，国民党当局也因此注意上了王水，并对他进行通缉。在一次突然抓捕过程中，他险些被捕。所幸他当时英勇果敢，机敏地跳窗而走，在同学和老师的掩护下，逃过了围捕。
经过这一系列事件，学校认为王水继续留在学校风险太大，应立即转移。于是，经由老师陈望道先生介绍，王水联系上了浙江金华当地的地下党组织，那里也正需要像他这样的新闻人才。
于是在1949年4月，他回到了家乡，并被吸收进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浙东第二游击纵队六支队，加入了新路南出版社，当了军队报纸《新路南报》的编辑，转战在永康、金华、武义等地山区，后又参与筹建新华社金华支社和《金华新闻》社。
甘传昌（王水）的记者证
王水动员了一批复旦校友参与创刊，自己既当编辑，又当记者，忙得不亦乐乎。当时土匪还未肃清，下乡采访还得带枪防身。他挎着枪、背着包，活跃在金华、兰溪等地农村采访，发展通讯网。有时晚上还要在煤油灯下抄写稿件，常常工作到后半夜，却从不叫苦叫累。就这样，报纸终于办起来了，在头几期报纸出版的时候，王水与报社的同志就像办喜事一样高兴。后来重庆、广州解放了，接收到新华社稿子后，报社马上出号外，王水和社里全体采编人员一起上街分发，庆祝胜利。
甘传昌（王水）的通行证
通过这几次办报和办社的经历，王水积累起了较全面的采、通、编的经验，真正从一个新闻系科班毕业的学生成长为了一名优秀的记者。
这之后，为新区土地改革做准备，中共金华地委组织工作队下乡，王水愉快地接受了分配，到东阳白云乡发动群众，剿匪反霸。他积极工作，深入群众，宣传和解释党的政策，建立和发展健全的民兵组织，并曾多次带领民兵剿匪。同时，他还一手拿枪，一手拿笔，兼任宣传报道工作。报社同志去东阳看望他时，见到的是革命青年兴奋、乐观、无所畏惧的风采。
1950年初，省委决定选调一些经受过考验的基层新闻工作者到省报工作，王水被选调到浙江日报社。4月1日，金华地委把调动决定通知东阳县委，县委通知了王水本人。2日，王水逐个村地交代相应的工作。正当他夜晚到一个村子里找干部的途中，遭到10多名土匪偷袭。面对顽匪，王水拔枪反击，不幸被土匪射出的罪恶子弹击中头部，倒在他挚爱的土地上。
王水的追悼会照片
金华地委、专署机关追认王水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于4月13日召开了隆重的追悼大会，陈望道先生也送来了题为“精神不死”的挽联。1950年5月5日，浙江省人民政府正式授予王水烈士称号。
1950年5月24日，宋少杰出生。
王水与妻子的结婚照
尽管未与父亲打过照面，但王水的果决敢为、机敏应变顺着血脉传承到宋少杰身上。10岁时，母亲病故，宋少杰“自己跑了”，扒火车投奔在浙江的小姨妈，几年后发现自己成了影响小姨妈恋爱结婚的“拖油瓶”，他翻出另一个姨妈的地址，又回到了上海。落户成了难题，姨妈“跑了十几趟都跑不下来”，宋少杰就自己“到市政府门口坐下，把烈士证一摊，哨兵看了赶紧进去通报”，问题随之解决。
听来颠沛流离，裹着辛酸的故事，宋少杰讲述时说的最多的却是“善良”，他念及两个姨妈的善良，愿意抚养他；念及火车上萍水相逢的旅客的善良，对当年那个小孩子多有包容和照顾；念及学校老师的善良，同情他失去双亲，处处为他着想。不知道父亲在艰苦条件下办报的故事，是否曾给过他激励。
宋少杰与新闻学院党委书记张涛甫教授对谈
20岁那年，宋少杰在父亲的影响下参军。三年里，“从开始到结束，没有一天是能睡通宵的”。早上出操跑10里路，凌晨1点到3点间，随时被叫起来跑10里路，且都是负重跑，“身上带220发子弹，8个手榴弹”。他说参军就是为了锻炼自己，这个目标也达成了：“从军营里出来回到社会，什么样的生活我都能适应。”
兵役结束，他成为大型纺织企业的保卫科长，工作之忙碌已经不再符合当下人们对纺织厂的想象。厂子里鱼龙混杂，“打架的、偷东西的，天天有”，但这对科长宋少杰来说都不在话下：“在我的地方，没有一个案是破不了的。”能力如此，很多“升官”的机会曾摆在面前，但他都拒绝了，因为他要“了解更多的人，接触各种各样的人”。“我就是爱动”，他这样总结。
果决机敏、不畏艰难、直面挑战之外，延续下来的还有那红色基因。
“今天来参加这个活动，我什么都可以不带，但一定要戴上党徽。我党龄46年，就是沿着我父亲的路，跟党走。”继承了父亲的红色基因，宋少杰也致力于将之延续：“我跟我儿子也说了，（入党）是不能违背的一条红线。”
除了党徽，宋少杰还带来了父亲求学时的入学报名单、成绩单，工作后的记者证、通行证等珍贵材料，在学校档案馆扫描电子版入库。
宋少杰与档案馆馆长黄岸青老师对谈
正是在这样的传承下，红色基因始终发光发热。建党100周年之际，我们有必要追思先烈，感怀他们的精神，传承他们的信念。而在这之前，我们需要聆听他们的故事。除了王水，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这片热土上，还有6位烈士留其名。
华企哲（1914-1939）原名华岳，江苏无锡人，中学时代便积极参加抗日救国进步活动。1938年2月转入复旦大学新闻系，同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沪校第一位中共党员。1938年9月，受组织派遣，华企哲回无锡，宣传中共主张，争取当地武装。新四军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力量——“江南抗日义勇军第三路军”成立后，曾任江抗三路五支队教导员。“江抗”部队有力地打击了日军，鼓舞了江南一带军民的抗日斗志。1939年8月12日中午，在上海嘉定突围战中，华企哲英勇牺牲。
曾为纲（1925-1949）原名俊才,中学时代就积极撰写文章，痛斥日本强盗侵略中国罪行，揭露汪精卫投降卖国求荣真相,抨击国民党蒋介石独裁统治。1947年7月考入复旦大学新闻系，不久，离开学校前往杭州，按照党组织的安排，投身于以学生运动为中心，各阶层市民参与，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反对国民党统治活动。1949年春，曾为纲因积劳成疾不幸去世。1950年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施旸（1924？-1949），原名施时暄，重庆江津人，1941年10月就读复旦大学新闻系，曾负责《中国学生导报》编辑部工作，在进步刊物上发表多篇作品。1946年2月离开学校，赴重庆《新华日报》社工作，任新闻版夜班编辑。1948年至1949年，先后任《鄂陕报》《陕南日报》编辑主任，1949年5月11日因劳累过度在湖北郧阳去世，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王朴（1921-1949）原名兰骏，重庆人。1944年入复旦大学新闻系学习，积极参加《中国学生导报》社的活动，被选为报社财经委员会委员。1945年7月起，创办多所中小学校，在他的领导下，这些学校成了党在农村开展革命活动的据点。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7年冬担任中共重庆北区工委宣传委员，兼管统战工作。王朴将家中田产变卖，充作地下党购买枪支、药品的经费。由于叛徒出卖，1948年4月遭敌人逮捕，1949年10月28日，高唱国际歌在重庆大坪慷慨就义。
胡作霖（1917-1949）重庆开州人。1938年读高中时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考入复旦大学新闻系，1945年毕业。后任重庆《新民报》记者，出席各种进步团体的集会，发表文章揭露国民党反动统治和特务的暴行，指导进步学生开展抗暴运动。1947年6月被捕，后经报社保释出狱。1948年6月，第二次被捕，在狱中，他意志坚定，乐观豪爽，教难友大唱革命歌曲，使阴冷的牢房，变成了火热的战场。1949年11月27日，在重庆渣滓洞看守所英勇就义。
胡其芬（1918-1949） 原名永萱，又名胡南，湖南湘潭人。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入复旦大学新闻系学习，1940年调至重庆《新华日报》工作。皖南事变后，辗转贵阳、桂林等地，从事妇女运动。后作为中共代表团随员，参加国共谈判。1947年春担任中共重庆地下工委的妇委书记，1948年4月被捕。在狱中，胡其芬面对敌人的淫威坚贞不屈，对未来的胜利充满向往。1949年11月27日，胡其芬在重庆渣滓洞看守所高唱国际歌，慷慨就义。
清明时节雨纷纷，缅怀先烈，致敬伟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