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群特殊的复旦人，他们在芳华之年，或捐躯沙场，或死于反动派牢狱，或为拯救同胞而牺牲……他们生活在不同年代，从事不同职业，却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复旦大学烈士。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登记在册的烈士有52位，其中，红岩烈士10位，复旦大学也是全国红岩烈士最多的高校。
最好的纪念是传承，清明将至，让我们再次走进他们的故事，深深缅怀，深深致敬。
王朴：复旦红岩烈士的一个缩影
今年74岁的王继志，对父亲王朴已毫无印象。因为他在10个月的时候，爸爸就被捕了，“父亲的情况，全是听妈妈，还有其他人讲的”。
王朴，诞生于100年前，是中国共产党的同龄人。
1944年的一天深夜，重庆北碚复旦大学校园里，这名青年在夜色的掩护下张贴传单，时不时警惕地张望四周。当年，王朴23岁，是复旦大学新闻系大一新生。他还有个不为人知的身份——中国共产党南方局青年组联系的进步青年。
“我父亲之所以走上革命的道路，和复旦大学的培养教育是分不开的。在复旦，他接触到党的宣传并参与了学生运动。在复旦革命传统的影响下，他最后加入中国共产党，走上了革命的道路。”王继志说。
在校期间，王朴如饥似渴地阅读大量马列著作，坚定了为党的事业奋斗的信念。他与同学一起创办《中国学生导报》，宣传共产主义思想，还担任报社财经委员会主任委员，为筹措资金四处奔走，成为复旦大学学生运动的骨干。
1945年1月，王朴响应南方局的号召，回到家乡加强群众工作，先后创办莲华小学、莲华中学，接办志华中学，并担任校长。在他的主持下，几所学校积极学习党的先进思想，创办夜校服务农民，成为党在农村开展革命宣传活动的战斗堡垒。到解放时，共培养数百名学生，在知识青年、工人、农民中发展党员约700人。
随着解放战争的深入，川东党组织急需经费购买粮食、药品和武器，王朴决定把家产全部献给他为之奋斗的神圣事业。在他的劝说下，母亲金永华变卖田产1480担，折合近两千两黄金，充当党的经费。
1948年4月27日，因叛徒出卖，王朴被捕，遭受严刑拷打，不为所动。资料记载，就在他被转移到“白公馆”时，王朴给妈妈和妻子留下了遗嘱：“请转告母亲，要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工作，给孩子取名‘继志’，继无产阶级革命之志。”从此，王成改名为王继志。
1949年10月28日，在重庆解放前夕，王朴在大坪刑场牺牲，年仅28岁。他将刑场作为最后的讲台，向沿途群众大声宣传共产主义真理，高喊“中国共产党万岁！新中国万岁！”英勇地走完了人生最后的途程。
“我10个月大时，他被捕。我1岁多时，他牺牲。但他的故事和精神，一直深深影响着我和一代代年轻人。”多年后的今天，王继志说起父亲，平静中透着坚定。
为何复旦会是全国红岩烈士最多的高校？
在那段风雨如磐的斗争岁月，与王朴一样，还有多位复旦人，留下一段段故事——
胡其芬，湖南湘潭人，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入复旦大学新闻系学习，1940年调至重庆《新华日报》工作。皖南事变后，辗转贵阳、桂林等地，从事妇女运动。后作为中共代表团随员，参加国共谈判。1947年春担任中共重庆地下工委的妇委书记，1948年4月被捕。在狱中，胡其芬面对敌人的淫威坚贞不屈。1949年11月27日，在重庆渣滓洞看守所高唱国际歌，慷慨就义，牺牲时年仅30岁。
费巩，出身江苏吴江名门，1923年考入复旦大学，因不满国内政治腐败，决心攻读政治。26岁毅然从英国牛津大学留学回国，着手研究中国政治制度。执教浙江大学期间，支持进步学生的救亡运动，提倡民主治校。1944年2月起连续撰文和演讲，抨击国民党的腐败统治。1945年，他在前往重庆北碚复旦大学讲学途中，被国民党特务秘密绑架杀害，尸体被投入硝镪水中“化”掉，英年40岁。
何柏梁，原名帼槟，祖籍重庆，生于上海一个富裕的家庭，1939年入复旦大学经济系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离校后积极投身革命事业，出任重庆安生公司经理，以职业为掩护，为党工作。后因党组织遭敌人破坏，于1949年1月6日不幸被捕。在狱中，他立场坚定，被特务称之为“不易感化的硬骨头”，他学习英语、俄语，憧憬着能为新中国的建设出一份力，他帮助难友，鼓励难友同敌人展开斗争。1949年11月27日深夜，在渣滓洞看守所惨遭敌人杀害。
纵观历史，复旦的“与民族共命运、与时代同前进”的爱国传统与红色基因，一脉相承：
1905年，复旦因怀抱教育救国的理念而建立。这一开端注定了在此后的日子里，复旦会成为进步力量的汇聚地。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复旦学生敲响集结的钟声，成为上海学生运动的先行者。
1925年，复旦成立了第一个中共党支部，成为最早成立中共党组织的高校之一，积极组织学生参加反帝反封建活动。
“九一八”事变后，在党的直接领导下，复旦成为上海学界抗日救亡的中心，出版进步刊物，宣传爱国民主进步思想和反帝抗日的主张。
学校西迁至重庆后，在中共南方局的直接领导下，通过一系列秘密或公开的形式，把进步青年和积极分子组织起来，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壮大党的组织和积极分子队伍，团结了大批进步教授。
1944年，复旦学生创办《中国学生导报》，报导学生的抗日民主活动和学习生活、发表时事政治述评和各种专论，吸引重庆各大中学校的左翼中坚力量纷纷参与，使复旦成为大后方最著名的民主堡垒之一，被中共南方局誉为“学校工作的典型和模范”。
抗战胜利后，复旦民主气氛活跃。陈望道先生在重庆夏坝设立的新闻馆，成为当时最重要的民主阵地……
从1905年到1949年，在反动势力的巨大压力下，一批批爱国知识分子努力追求和探索救国救民真理时，选择了复旦。复旦不仅为他们的探索真理之路提供了良好的环境，更悉心保护他们的爱国行动，使之免遭反动当局的迫害。
复旦精神，薪火相传
“团结、服务、牺牲”的复旦精神薪火相传，复旦人将热血与汗水播撒在广袤大地上，甚至献出生命。
就在70年前的4月2日，一位复旦英烈，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壮烈牺牲。他的儿子俞之城提起父亲俞恩炘时说：“70年前沈阳离别时他对母亲说的那句‘相信党组织，一切听组织安排’，至今回荡在我耳边。听党的话，跟党走，我们要把能够为国家为民族所想的红色精神代代传承下去。”
1933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土木工程系后，俞恩炘曾在安徽、武汉、成都、上海等地工作。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俞恩炘系统学习了革命理论，决心参加革命。那时，东北解放区已全面开始建设工作，俞恩炘毅然决定带全家离开上海，远赴东北。“我在求学的时候，曾立志为大众服务……我要把自己的一切交给公路事业，为东北建设服务。”
1950年10月，抗美援朝战争开始，东北公路管理总局决定疏散全局家属。儿子俞之城清楚记得，临走前一天，父亲对母亲说：“相信党组织，你带好两个孩子，随组织一起走，一切听组织安排。我因工作忙，不能送你们了。”没想到，这会是父亲最后的遗言。
在家属队离开沈阳的第二天，俞恩炘便加入“中国人民志愿公路工程总队”，开赴朝鲜，负责配合前线部队抢修公路，支援前线军需物资运输等任务。1951年3月，俞恩炘因伤寒在五里亭进行治疗。不幸，敌人发现五里亭目标，轮番轰炸扫射。紧急关头，俞恩炘拒绝医护人员的搀扶，大声喊：“不要管我，快救其他病人！”不料敌机一阵低飞轰炸、机枪扫射，俞恩炘的右小腿被炸碎，左腿膝盖下中两弹穿孔，鲜红的热血染红了他倒下的那块土地……
俞之城说，父亲的一生是为祖国，为人民奉献的一生。
吕俊，复旦大学管理学院理财系96级学生。1998年夏，吕俊得知安徽省金寨县关庙乡有不少适龄儿童因贫困而失学，主动要求利用暑假到当地考察。他用自己的奖学金买来书籍和学习用品，和几位同学一起顶着八月的烈日，跋山涉水，帮助失学儿童。
8月31日，在参观改滩造田工程时，徐敏骥、陈瑜、韩菲三名女生不小心掉入靠近峭壁山崖的深潭。吕俊听到呼救声，全然不顾自己水性不熟，拼命救起徐敏骥和陈瑜。可另一名当地学生彭明却被河水卷走，吕俊顾不上自己已经体力不支，毫不犹豫地再一次向深水区游去，然而，两人再也没能返回。
吕俊的生命，永远停留在21岁，但他的故事至今仍在大别山区流传。他的同学和朋友们，也始终没有忘记这位温暖善良的男孩。多年后，被救的徐敏骥同学说：“我更愿意相信，他在一个遥远的、我们看不见的角落，保持着那个大男孩温和的笑容，看着我们的生活继续。”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不同年代的他们，就是你我身边的普通人。他们的生命，有的如流星般短暂，却在点亮夜空的瞬间，留下永不磨灭的光辉。
“昔日山河破碎，捐躯赴难君不惮。如今国泰民安，复兴之梦我辈圆。”身处新时代，愿你我继承先烈遗志，传承信仰力量，书写不凡人生！
（图源：档案馆；参考资料：《复旦英烈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