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德余：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的教授，中国乡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发展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研究领域为乡村振兴战略、农业政策和农村组织制度等。发表《资源-资产转换逻辑:“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一种理论解释》、《农民参与社会养老保险行为选择及其保障水平的因素分析》、《土地征用中农民、地方和国家关系的互动》等论文，主编《复旦发展与政策评论》（已出12辑）系列丛书，出版《中国粮食政策史:1949-2008》等著作。任去年教育部哲社科重大项目《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与“三农”问题研究》的首席专家。
把握时代形势
聚焦乡村问题
乡村对中国一直非常重要，民族复兴和国家富强的实现都离不开乡村建设与发展。而乡村问题涵盖的是农村、农业、农民即“三农”问题。农业支撑着国家基础的食品安全、粮食安全、农产品国际贸易等方面，此外还和扶贫攻坚息息相关。赵德余教授将目光聚焦于乡村和农业问题，是基于个人研究背景和对时代形势的关注。“这两年国家在推行扶贫攻坚战，贫困人口大部分在农村，大部分从事农业相关的工作。做好脱贫工作，离不开对农业农村的关注。”他表示。
正是基于对当前时代背景和国家政策形势的把握，赵德余不断深入研究和探索乡村问题与相应政策体系。“首先是我们国家现在的发展阶段，特别是农业产业产值在整个GDP中的比重大幅度下降，这个大背景说明国家可以对农业农村进行更多的反哺、扶持。”赵德余介绍道，“第二涉及到农民的新型城镇化，农民走向市民化，生活方式发生变迁。第三，随着5G信息技术的发展，农业生产组织方式和技术正在发生较大变化，劳动力转移后农业生产的现代化和技术水平越来越高，技术对劳动力的替代性越来越高，这意味着过去劳动力密集的生产模式已经不适应新时代的农业生产，而新型的农业组织和生产方式要适应这种新时代的变化。”这些社会变迁给新时代的“三农”问题和乡村振兴提出了新的看法、新的发展契机和研究机会，同时也要求学者对中国“三农”问题的解决和乡村振兴的模式要有新的思考和新的创新性探索。
赵德余的研究侧重政策理论方法和对其运用于实践应用中的检视，这是《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与“三农”问题研究》项目的学术基础。“过往我研究1949年到2008年的中国粮食政策史，这使我长期关注农业产业的生产和发展问题，同时关注一些土地政策，它们跟农业生产的效率息息相关。”
他认为，十八大以来中央提出乡村振兴战略，那么乡村振兴就不再仅仅是一个产业问题，还是乡村治理问题、农民增收问题和农业产业发展问题综合起来的三位一体或不可分割的整体性问题。“这时我觉得，更多地关注乡村振兴内在动力机制的挖掘，和我过去从事粮食也好农业产业的研究也好，一方面是高度相关的，一方面要求我们视野更宽阔。”赵德余说。
以解决问题为目的
探索动力机制
乡村振兴战略的研究绝不是简单地重复过去对“三农”问题的研究，而是在新的战略目标指导下，深化对“三农”问题的研究。赵德余认为，找出乡村振兴内在的转换动力机制，才能识别出各地正在探索和实践中的乡村振兴模式是否具有可持续性和放大效应。
“项目最主要的研究目的，就是为‘三农’问题的解决和乡村振兴的模式提供一个可持续的动力机制。”赵德余说，“乡村振兴很重要的动力基础就是要识别出乡村有多少种资源要素，比如劳动、土地、技术、资金、环境、社会关系、知识、传统文化等各种社会要素和资源，如何把它们转化为能给农民带来持久收入的资产，把‘绿水青山’转化成‘金山银山’。”此外，作为研究者还要关注资源要素转化后资产如何分配，农民能否公平地获得收益，如果乡村振兴只有少数者如工商业获益，这样的乡村振兴模式就需要警惕。
项目设置的“要素-产业-资产”转换框架中核心的思路，来自于发展经济学和政策科学，包括资产型社会政策学。“搭建这个研究框架更多是在发展经济学和政策科学交叉的领域，关键在于各种要素转换成资产的中间机制是什么，各种产业形态在乡村振兴当中应该具有什么样的特征。”
“解决现实问题是我们的出发点和目的。”赵德余表示。目前部分乡村地区的乡村振兴模式缺乏可持续性，过分依赖政府的造血输血，自身的组织制度创新能力不足，这些问题的解决亟待学术研究成果助益。
理论结合应用
创新跨学科研究方法
十八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后，学术领域关于乡村振兴深入的、系统的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还不多。赵德余希望从新时代背景出发，系统性地梳理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三农”政策的内在逻辑及其对新时代下乡村振兴战略的约束条件和含义，并在此基础上探索出乡村振兴中的动力机制和行为基础。在这一点上，该项目具有很强的创新性。
该项目的研究开展需要大量跨学科、跨领域的学术知识和研究方法支撑，这是理论方法上的创新。“虽然这是一个社会科学类的项目，但子课题的成员很多来自经济学领域，包括理论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等。经济学为我们提供研究的基础方法，同时我们也要综合政治经济学、公共政策理论，特别是在政策的评估、模拟和实验等方法。”赵德余表示，将会使用跨学科的方法构建要素-资产模型。
创新性还体现在对实证和应用的重视。项目组成员涵盖了广东、江苏、浙江、云南、湖北、上海等六七个省市，将会从这些省市中各挑选二三十个村庄，对总共一百多个村庄做实证研究，从而归纳、整理出代表性的乡村振兴模式有哪些类型，然后运用理论模型去检验乡村振兴模式的特色和优缺点。通过收集这些村庄的基础数据，找寻各个乡村振兴模式的各类参数如政府的投入、乡村自身的投资以及它们会在多大程度上改变农业、农村、农民的面貌。“我们会根据这次调查参数来做一个模拟系统，测试乡村振兴当中政府投入的最优干预点，以及投入产出效率情况——政府投入多少资金相应能够使乡村振兴的产出发生什么变化。”
研究中最大的挑战是来自于收集资料的巨大工作量。项目跨越全国多个省市，涉及到各地正在进行的代表性、示范性的乡村振兴建设项目，并且项目组成员要到现场去进行观摩和资料的收集，成本也会很高。
另一个挑战则来自于乡村振兴不同模式的可比性。有的乡村靠自身力量就取得了成功，而有的乡村完全靠政府投入，投入资金浩大，效果却并不令人满意。“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乡村振兴模式，如何让它们具有可比性，比较的依据是什么，是研究中我们要想办法解决的问题。”
体现学术、实践双重价值
提供现实评判依据
在学术层面，该项目研究无疑会在发展经济学和政策科学的交叉结合领域有重要价值。赵德余表示，在乡村振兴的环境里，这样一个理论上综合交叉发展的研究，能够帮助学者识别出新的政治经济学中的理论要素，尤其是它会涉及到一些集体行动，以及如何形成合力和合作剩余。“在所有的利益相关者中，参与的企业、地方政府、社会组织等所有的行动者，他们的资产如何分配，这种分配和他们的投入成本和社会收益会如何将会决定这些行动者参与乡村振兴的动力，是我们所要关注的。”
在实践层面上，探究新模式的践行如何推动乡村振兴发展以解决“三农”问题，以及处理乡村振兴、“三农”问题与“两山”理论、扶贫攻坚战等国家重大战略之间的衔接关系，则具有重要的社会价值。“解决’三农’问题是我们的目的，乡村振兴是国家战略，‘两山’理论是实现这些战略的策略手段也是动力机制，扶贫攻坚则是乡村振兴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赵德余说，应当在振兴中巩固扶贫攻坚战的成果，消解贫困人口，在发展中解决贫困问题。因此，项目的实践意义在于一方面帮助整合不同的国家宏观战略和乡村问题相关的具体战略，另一方面是为现实中各种乡村振兴模式提供评判标准和依据。
赵德余希望该项目能在创新性理论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基于“要素-产业-资产”转换的基本框架，揭示新时代乡村振兴与三农问题统筹整合的内在机理和影响因素，探求我国新时代乡村振兴与三农发展的最优路径和管理模式，最终为中国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实现及质量提升提供科学依据和政策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