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1957年11月17日，第二次访苏的毛主席，在列宁山上的莫斯科大学礼堂，对满堂的中国青年寄予嘱托。
此时正在莫斯科学习经济学的中国留学生李京文坐在台下，他的周围涌动着掌声和欢呼声，一个新世界正在他们眼前铺展。
“你们猜猜，哪个是我的父亲？”60多年后，在李京文的家里，女儿周全指着父亲的毕业纪念册问道。
在一众高鼻深目的面孔中，我们一眼就认出了那位中国青年，意气风发，李京文拿着放大镜，仔细端详起了年轻时的自己。
这张照片拍摄于1958年，那年，带着毛主席的嘱托，李京文以优异成绩毕业归国。此后人生，他和祖国千千万万的青年一起，为开创一个新世界而奋斗。
他是我国技术经济学创始人之一，他推动了我国数量经济学的发展和实际应用，他对我国工程项目的论证、规划、决策理论与方法的建立做出了开拓性贡献，他致力于将经济学研究方法应用于国家重大工程项目的可行性研究，他为开创我国运用数量经济理论与方法预测经济技术发展趋势，制定产业、地区发展战略与技术政策做出重大贡献……
因为在技术经济学领域做出了一系列开创性贡献，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工业大学教授、经济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李京文获得2020年“复旦管理学终身成就奖”。
与地下党父亲一起坐监，迎来新中国的成立
1949年1月，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解放军一路挥师南下，远在南疆的中共广西地下组织的中心任务也发生了变化——大胆放手发动各阶层的群众组织及党的组织，集中火力组织城市群众主力军，做好迎接解放军入城的“里应外合”工作。
这年春天，一位名唤“李耿”的广西地下党员在执行任务时被国民党当局抓捕入狱。
李耿有八个儿女，其中一位名叫李京文。
此时的李京文还是个高中生，学习名列前茅，因从小耳濡目染，早早就与进步同学组织社团、出墙报、演话剧、反内战、争取民主，还当选校学生会的学习与宣传部长。
李耿在狱中被拷打，身体忍受着痛苦，心理也承受着孤独，李京文主动向当局申请，到狱中陪同父亲，每天监狱一开门就进去，到了关门时间，再和工作人员一起离开。“这是一段非常紧张的日子，一边陪同父亲，一边学习，还要保证学习好，不然学校就不会让我来回跑。”
不过，这段特殊的监狱生涯很快结束。
当年12月，在广西地下党组织和各路游击队的配合下，四野部队一路势如破竹，将五星红旗插上了镇南关(今友谊关) ，广西全境 解放。这段与父亲共同迎接新中国成立的特殊经历，成了李京文人生中的一次重大“模拟考”。
新中国成立，百废待兴。
又是一年春天，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经委开始着手试编第一个五年计划。这年，李京文迎来正式高考，顺利考取了华南文艺学院创作系和武汉大学经济系。
“我从小数学很好，语文也不错，对文学很感兴趣。”当李京文在院校和专业之间陷入犹豫时，正在中国人民大学就读的姐姐点拨了他：“现在国家要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要搞经济建设，你应该学经济学！”父亲在来信中也同意姐姐的建议。
最终，李京文选择了武汉大学经济系。
彼时的武汉大学经济系群星闪耀，云集了张培刚、刘涤源、谭崇台等留美归来的青年经济学家，在那里，李京文刻苦学习，还追随父亲的脚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很快，他等到了一个机会。
在苏联，听到毛主席说：“你们像八九点钟的太阳”
李京文考上大学的同年，为了应对国内人才资源严重稀缺的困境，中苏两国政府协议联合为中国培养人才，新中国开始向苏联大规模派遣留学生。
大一结束时，经过一系列严格选拔，李京文成为留苏预备生。在苏联老师的指导下，他以每天50个单词的进度突击学俄语，并在一年后顺利踏上了前往莫斯科的旅程。
在苏联，李京文先后就读于普列汉诺夫国民经济学院和莫斯科国立经济学院，多年后回顾那段留学生涯，他坦言：“我当时的想法是，既然在苏联留学，我就要学得更多一点，一定要多为国家作贡献，所以就开始对数学更加认真地学，而且把数学在我的工作中使用。”
在大学里，中国留学生李京文的数学是出了名的好，据当时在莫斯科工程经济学院留学、后来成为他夫人的余平回忆，她本人就是因为在“红角”请李京文辅导数学，被他的才华所吸引，在一起学习的过程中感情日渐加深，最终走到一起的。
“红角”，是当时宿舍楼里自习室的代称，苏联大学的宿舍楼一般呈U字型，楼里散落着一些安静的空间，大家把它们利用起来，摆上大长桌子，铺上红桌布，两侧放上两排靠椅，就是一个小型的学习空间，来自中国、朝鲜、越南、东欧的留学生们都喜欢去那里看书和讨论问题。学经济学，数学很重要。由于数学好，李京文在“红角”很受欢迎，常常给大家补习数学，甚至有苏联学生也慕名找他帮忙补课。
当然，更多时候，他还是和大家一样，没有课的白天、放了学的晚上，雷打不动地在“红角”看书。对于李京文的留学生涯，余平连用了三个“很”来形容：“很认真、很刻苦、很努力，节假日、暑假寒假都不出去，所有的时间都是用来读书。”
“我们一人一年的花费，相当于国内一个农民十几年的生活费，如果没念好书，就会辜负国家的信任。”余平这样形容当时留苏学生的心理状态。
李京文没有辜负国家的信任，大学期间，他参加全苏大学生竞赛获二等奖，拿到苏联教育部的奖状和奖金，最后以各门课程和毕业论文全优的成绩毕业。本来，他还得到了继续留校攻读研究生的机会，他思前想后，考虑到国家正是用人之际，“读研又是三年，不如早点回去。”
1958年，李京文踏上归途。
回顾5年留苏时光，让他印象最深的就是1957年11月17日那天的经历。
那天，一大清早，他和中国留学生们一起汇集到位于列宁山上的莫斯科大学礼堂。怀着立刻要见到领袖的激动心情，不知等了多久，随着一阵人潮涌动，欢呼雀跃声和掌声响起，毛主席带着中国党政代表团成员出现在了礼堂里。
毛主席给他们做了报告，谈世界形势、谈祖国建设，李京文在人群中听得目眩神迷，那天，他听到了文章开头那段令他终生难忘的讲话。
多年过去，回忆起当天的经历，李京文说：“那些话语鼓励着我和千千万万青年奋发向前，为创造美好的世界努力学习、工作、拼搏。”
中年开启学术生涯，“脱轨”更是“回归”
“我父亲和姐姐都从事教学科研工作，从小便耳濡目染，对学术研究和教书育人始终有浓厚的兴趣。更重要的是，我一直认为用自己的学识著作培养下一代、影响社会是一件神圣的事情，虽然清苦，但是我喜欢。”李京文说。
归国之后，“二五”计划已经开始了，李京文没有进入学界，而是服从国家分配，到河北省计委工作，成为了一名国家干部。
尽管学术理想暂时束之高阁，但他对经济学的兴趣一直热度不减。
改革开放后，在技术经济学的创立者、时任国家科委副主任于光远的倡议下，社科院技术经济研究所开始筹备成立，这是全国第一个以技术经济为研究对象的国家级学术研究机构，后来，又与经济研究所数量经济研究室和工业经济研究所管理现代化研究室合并，正式更名为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
经过李德仁、徐寿波、乌家培三任负责人的努力，这个全新的研究所即将结束筹备状态，社科院开始物色首任所长人选。
这个角色不好找，既要懂专业，也要懂管理，还要能团结人。
机会留给准备好的人。
技术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在蓬勃生长的同时，李京文也像八九点钟的太阳那样一直在奋斗。从苏联归国后，他先后在河北省计委、国家计委、北京经济学院、国家建委、建材部和国家建材总局等单位担任技术员、工程师、教研室主任、处长、司长、总局局长助理，用夫人余平的话来形容，就是“都按国家的需要来走，组织上安排去哪里就去哪里”。
现在，这颗优秀的社会主义“螺丝钉”即将有新的岗位。
1985年，李京文被正式任命为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首任所长。
为什么是李京文？
“首先，他是一个非常具有开拓和创新精神的人，另外，他的宽容和包容是大家一致公认的。”带领团队参与规划制定“中国制造2025”的数技经所现任所长李平这样形容他眼中的前辈。在李平看来，对于一个“创业”中的科研机构来说，这样的品质尤为珍贵。“他能带着大家共同一致、一心一意地进行学术研究，投身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大潮之中。”
经过多年奋斗，此时李京文已是国家部委的正局级干部，从政界转换到学界，无异于一次“大型脱轨”，不过，对于李京文来说，这场脱轨更像是一次回归，经过兜兜转转，“螺丝钉”终于被放到了他最想去的位置。
余平完全支持他的决定，在她看来，丈夫“从念书时开始，一路走下来就愿意看书，做研究，非常符合他的性格”。
就这样，人到中年的李京文走马上任，又像八九点钟的太阳那样，开始了新的奋斗。事实证明，人生真正的志业，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
尽管不在学界，关于新兴学科，李京文早有自己的思考。
“当时国内很多经济学研究都是定性分析，我数学好，我就想能不能用数学的方法，对经济学做定量分析，达到比较准确的效果。”后来，这样一门用数学方法和计算技术，研究经济数量关系及其变化规律的学科，就叫数量经济学。
“另外，我认为研究经济问题，不但要懂经济，也要懂技术，还要把技术跟经济结合起来。”研究技术变化和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这就是技术经济学的由来。
“这两个学科得到了于光远同志的肯定，我就坚决按这个路子走了。”李京文说。
开拓了一门学科，构建了一个理论
合适的人做合适的事情，在学术界，李京文的开拓和创新能力得到了充分发挥。
从1985年到1998年，在李京文领衔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的13年里，“奠定了技术经济学的基本态势和基本框架，也奠定了数技经所在整个学术界的地位”。李平这样评价他的成就与贡献。
他先后主持了多项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带领团队完成了一批有重大意义的研究，发表内部政策报告一百多篇，出版专著40多部，发表论文300余篇，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2项、二等奖3项、三等奖1项，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二等奖1项，获颁“五个一工程”奖、孙冶方经济学奖和十多项省部级科技进步奖。
在技术经济学领域，他构建了学科理论框架，他的专著《技术经济理论与方法》是我国技术经济与管理学科的基本著作之一；他应用这套理论，带领团队在中国首次系统研究了技术进步的规律及其与经济增长、产业结构、经济效益的相互作用，主编出版的《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概论”“分析”“选择”“模型”四本专著，成为这一领域的奠基性著作。
在数量经济学领域，他将数量经济学应用于经济研究，主张技术经济学要建立在量化分析的基础之上，引导我国经济研究工作从以定性研究为主转向定性与定量研究相结合，丰富了我国经济研究的分析方法，使我国经济研究规范化。与此同时，他还在国内首创用数量经济方法对国民经济和区域、企业发展进行预测。自1990年起，作为执行负责人，每年春、秋两次公开出版《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经济蓝皮书）。
“光是研究理论不行，要把理论跟项目结合起来。”
李京文对学术研究的旨归一向明确，不是为学术而学术，研究成果必须从象牙塔里走出来，向社会经济建设实践跨越，让经济学研究由社会科学领域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工程技术领域推进，实现社会科学同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的交融与结合，促进社会性的发展和经济增长。
为了践行这套信念，同时验证自己的理论成果正确与否，他开始将技术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应用于国家重大工程项目的可行性研究，先后主持了“三峡水利工程”“京沪高速铁路”“‘南水北调’工程”等多项国家重大工程项目的经济和财务论证。
在三峡水利工程的项目论证中，作为经济论证专家组副组长，他带领团队经过一年多的调查、研究和论证，得出了“三峡工程建比不建好，早建比晚建有利，国力能承受得起这个工程的建设，建议尽早开工建设”。这个结论报国务院、并由全国人大代表投票通过后，三峡工程开工建设。后来，国务院批准对三峡工程进行阶段性评估，评估结果表明，三峡工程论证结论经得起历史检验。
“京文先生在这些大型项目的论证当中，拓展了项目的评价方法，加入了宏观和区域经济影响的分析，从此，让我国超大型项目的评价更有科学性。”李平说。
因在国家重大工程项目可行性研究上做出了巨大贡献，2001年，他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最有成就感的是培养了一批学生
回顾自己的人生，李京文坦言，有两件事情最让他有成就感，“一是对技术经济、数量经济理论做了比较详细的研究，二是培养了一批学生，我希望他们能把我的理论知识传承下去，发扬光大。”
自中年转轨进入学术界以来，李京文已经培养博士生50余人、硕士生70余人及博士后10人，目前年龄最小的博士生是“90后”。
严格与宽容——一提到李京文，不管是学生还是后辈，大家口中出现得最多的就是这两个关键词。
“李先生要求我们要先做人，后做事。”在《管理世界》杂志社社长李志军看来，在数技经所跟随李京文攻读研究生的三年对他一生影响至深，“他对人非常宽容，全国各地不少年轻人慕名找他请教一些问题，只要时间允许，他都愿意帮助，他的人品、为人都值得我们学习。”
李平的看法和李志军不谋而合，“他特别乐于助人，不管对领导还是普通学者，有求必应，这是大家公认的。”
1989年，李平初到所里工作，彼时李京文正承担着多个国家重大项目和课题，亟需协助。有一天，李京文找他谈话，列举了很多项目，询问他对哪个感兴趣。李平思考了一下，坦诚相告，说这些项目他都不感兴趣。他至今记得，李京文没有表现出不悦，只说以后有更适合的项目再合作。“非常地包容，非常地大度，非常地尊重学者，尊重整个学术的发展的规律。”李平感慨。
与为人宽容形成对照的是，“他在学术上对我们很严格”。李志军说。物理学跨考经济学的他，在导师的指导下，从课题怎么承接到毕业论文怎么写，一点一点地学。“论文初稿出来后，他一字一句、从头到尾地帮我改，非常认真。”毕业时，李京文希望他留在所里工作，但李志军有自己的想法，“我说我还是想出去闯一闯”。最终，李京文尊重他的选择，遗憾而宽容地送走了这位自己严格训练出来的学生。其后，李志军前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工作，成为一名经济学研究者。
1998年，卸任数技经所所长后，李京文掌舵北京工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引进了海内外博士80人，充实了师资队伍，牵头申报了“管理科学与工程”“应用经济学”两个博士点，并亲自指导培养了博士50余人，为管理学科与学院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现任北京工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的李国俊至今难忘在导师那里受到的“折磨”。“和他讨论论文时，他习惯剥茧抽丝地拷问选题意义和思路，一直问到你想清楚、说清楚为止，讨论结束后，总是感觉冒了一身冷汗，但是对选题会有新的思考，产生新的思路。”
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党组成员、总会计师张华也对导师的“挑战”记忆犹新。攻读博士期间，他因为日常工作繁忙，无暇完成十万字的博士论文，差点放弃。“但李先生说忙不是理由，鼓励我不但要接受实践的挑战，还要总结实践，升华理论，让理论继续为未来的实践提供更多的帮助。”在李京文的鼓励下，张华坚持了下来，完成了博士论文。“可能还是个不错的博士论文。” 张华笑着回忆。
出生于1932年，李京文如今已年届九十，但依旧“少年感”十足，聊起他感兴趣的话题，还是像发现了“新大陆”的孩子一样，两眼放光。因为腿脚不好，他近年已经较少再去学院办公室，但每天在家还是看书，关注最前沿的科技，像八九点钟的太阳那样思考着最新的问题。
十几年前，李京文得了胆结石，因为工作太忙，一直拖着没有去看病，等到病情严重，不得不去的时候，已经错过了最佳手术期，手术效果不好，而且落下了腿脚的毛病。
关于这件事，不论是学生还是家人，都感到有些遗憾，后悔没有早点劝他去医院。
“他就是这样，除了研究和工作，对个人的事情并不那么在意。”余平略有些嗔怪地说。评价这位在苏联相识、携手半个多世纪的老伴时，她口中的第一个关键词是“无趣”。“和我认识他的时候一样，只爱看书，一点变化都没有。”
女儿的评价也如出一辙：“工作可能就是他最大的爱好。”在她眼中，父亲首先是一位专注于科研工作的普通知识分子，一位热爱教育事业，对学生严格要求、负责任的教师。“他从来不会对姐姐和我进行说教，但他对待事业专注和执著的精神、在生活中谦虚包容的态度都深深影响了我们。”
结束采访时，一家人合上了毕业纪念册。
“当年毛主席在苏联去接见看望他们，说他们是八九点钟的太阳，他们一辈子都记得这句话，觉得振兴祖国，是自己的责任，一定要尽自己最大努力做出最大的贡献，这就是我的父亲。”说到这里，周全的脸上露出了骄傲的神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