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日报》:汉语3000年

——从油印稿遗珍张世禄《汉语史讲义》整理出版说起

作者:申小龙摄影: 视频: 来源:《光明日报》2020年12月16日发布时间:2020-12-18

《汉语史讲义》张世禄 著 申小龙 整理东方出版中心

张世禄讲义手稿

甲骨文

金文

编者按

一部手稿遗珍的整理,展示的可能是跨越千年的文化命题。一部学术专著的付梓,夯筑的可能是一个领域内的理论基石。出版行业,一直在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为文化强国奠基。今日,光明悦读推出汉文化专版,借近来出版的书籍,讲述汉语的博大,汉画的精深,以及汉律所具有的制度文明与理性行政基因。

近年来,笔者在系统整理中国现代语言学先驱张世禄先生全集。在广泛征集其遗稿的过程中,意外从张先生教过的学生手中,发现了他上世纪50-60年代汉语史教材4种油印稿,计100多万字。笔者从中整理出70万字的汉语史讲义。近日,这一成果——张世禄《汉语史讲义》(上下册)由东方出版中心出版,这是继王力先生《汉语史稿》出版后,我国语言史研究的标志性创获。作为张世禄先生指导的最后一名博士生,我为《汉语史讲义》拂去历史尘灰,以崭新的面貌问世而激动不已。

张世禄《汉语史讲义》的一个基本特色是现代性,在理论上更倾向于把语言作为一个关系系统来观察和分析。它呈现给读者的,不是一个一个汉语要素的演变史,而是汉语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整个关系网络。尤其可贵的是,张世禄把语言史看作社会史的一部分,为读者立体展示了中国三千年宏大历史背景中奔涌不息的语言长河。

3000年分合大势

商代以前,我国黄河流域一带的语言状况十分复杂。“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礼记·王制》)。据传黄帝时中原有万国,夏时三千,周初分封的诸侯也有八百。每一“国”(实为部落)都有自己的语言。殷商时期,我国各地既有流动性很大的游牧群体,又有比较固定的农耕生产群体。殷王朝多次迁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很不稳定,活动范围广泛。但殷氏族的语言却非常强势,周灭殷后,在与周氏族语言的融合中脱颖而出,成为后世共同语言的基础。

周以后,由于中央集权的国家形态逐渐形成,汉语的历史发展大势是统一。至先秦时期,汉民族逐渐形成,形成了汉语最早的共同语形式——“雅言”,且通用范围已经相当大。无论是甲骨文、金文,还是《诗经》、诸子百家遗留下来典籍,都可以证明,那时的语言,呈现出了一致性。如《论语·述而》里记载:“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在汉代,共同语的流通范围已经很广,因而被称为“凡语”“通语”“凡通语”。它们和雅言一样,都是在北方方言(长安话或洛阳话)基础上形成的。

值得一提的是,三千年来,汉语共同语的发展随社会的演进而波澜壮阔,从未中断。在这一过程中,汉字摆脱了各地的发音,以形表意,系联起九州方圆的语义世界,将其整合为中华民族统一的意识形态。另一方面,又由于国家幅员辽阔,长期处于着割据状态,各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汉语方言的分化日益加深,形成了语言世界的离心力量。因此便产生了这种现象——随着共同语的形成,汉语方言的融合趋势加速。但在融合竞争中胜出的方言却更为强势,方言之间的差异在扩大。

战国以后,“越人安越,楚人安楚”(《荀子·荣辱篇》)。王畿一带的北方话,即雅言共同语,和楚方言、越方言鼎足而居。汉代政治经济统一的力量进一步加强,秦晋方言逐渐融合,但方言分歧依然严重。这一点我们从扬雄《方言》一书就可知一斑。汉以后,新的方言在融合和动荡中相继出现。南粤地区的百粤之族被中央政权征服,自秦始皇以来谪戍几十万人于此,粤地原属僮语一支的语言被汉语所同化,形成汉语新的方言区域——粤方言。五胡乱华社会动荡,“戍膻污染,靡有宁居”,黄河流域大批中原百姓避乱迁闽,客居南粤。而闽地自周秦以后就不断有征蛮、谪迁、避乱的移居者,移民潮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至唐末农民起义而愈甚。由此中国南方逐渐形成了闽方言和客家方言。十二世纪随着契丹、女真和蒙古等异族侵入,巨大的社会动乱进一步加剧了方言之间的分合,逐渐形成了较为稳固的方言群雄,由此奠定了汉语方言的基本格局。

表面上看,汉语的历史发展过程,呈现出“统一”和“分化”两条平行线。实际上,“分化”始终从属于“统一”。

汉魏以后,内忧外患虽然使当时的社会通语“南染吴越,北杂夷虏”(颜之推《音辞篇》),但隋的统一结束南北割裂局面后,经济文化的繁荣又对统一的文学语言提出了迫切需求。以传统的读书音为基础的《切韵》音系在政府的推行下深入人心,极大地稳固了共同语的地位。当南宋时期稳固的《切韵》体系逐渐脱离了实际语音,又有新的语音规范“中原雅音”——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官话应运而生。十二世纪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在大都(北京),北方话的势力越来越大,并随政治军事力量传播全国各地。宋元明清流行的大量文学作品,如话本、戏剧、小说等,都是北方话作品,有力扩大了共同语的传播。

近代资本主义起步后,共同语上升为主导方面,控制和销蚀着汉语方言的分化趋向。晚清以后的白话文运动、国语运动更加速了全国性的语言统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汉语发展为高度统一的民族语言创造了条件。

3000年中国社会发展史

汉语史发展的历史分期,本质上是一个语言问题,还是社会问题?《汉语史讲义》对汉语各要素的演变及其相互关系的分析,清晰展示了汉语史发展中内部因素和外部原因的关联,社会历史和语言逻辑的统一。

中国社会发展至上古时期,汉语基本词汇的格局已定型,包括自然现象、人体、亲属称谓、人称代词、生产和生活用品、数词和量词等。词汇的双音化发展已成趋势。《诗经》中有大量双声叠韵词。至先秦时期,汉语词汇中除了大量反映渔猎、农业、手工业的词汇外,还出现了反映商业和社会制度的词汇,如母系、禅让、井田、阶级统治等制度,以及反映祖先崇拜、天文历学、医学农学、诸子百家等方面的词汇。秦汉时期,词汇全面反映了当时的官吏制度、刑法酷政,以及秦统一后的各项重大改革。在汉代,教育事业、宗教思想、农耕水利的新发展都在词汇上有充分表现,手工业的许多重大发明,如纸张、瓷器、玻璃以及张衡的浑天仪,都反映在其中。

进入中古时期后,汉魏六朝政治腐败、社会动荡,战乱和灾祸持续数百年。一方面,大批北方人避难流徙南方,北方语音在与南方语音混杂的过程中流失了一些特征;另一方面,北方地区受“夷族”侵略,少数民族语言也影响了北方语音。在声母方面,复辅音等辅音消失了,一系列新的声母产生,唇音也开始分化;在韵母方面,一系列韵尾消失了,主元音高化,形成阴声韵与入声韵相配的整齐格局;在声调方面,确立了平上去入四声;在音节结构方面,出现简洁化、混同化趋势。这些变化固然肇因于语音发展的内部规律,但它们发生的时机也具有深刻的社会原因。词汇方面,一大特色是外来词的大量输入,包括佛经翻译中的外来词和与外族交往中的外来词;另一大特色是大批口语词汇出现在新书面语中,至唐代的敦煌变文中更甚。

《汉语史讲义》将13世纪到作者生活的20世纪50年代统一划为近代期。这一时期初期,辽金元入侵,北方共同语区域长期战乱,大量人口南迁,语言发生又一次混合。此后随着全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的稳定,近代汉语在以北京为中心的北方话基础上形成发展起来,逐渐成为现代汉民族的共同语,原来以汴梁一带官话为标准的中原雅音,逐步被北方官话取代。近代时期汉语词汇最重要的现象是北方话词汇的发展,它与北京官话的流行和政治中心的势力有密切的联系。明清白话文小说《水浒传》《西游记》《儒林外史》《红楼梦》等用北方话撰写,也有力推动了北方话词汇的发展和广泛传播。此外,鸦片战争以后的外来词,尤其是英语和日语词汇,大量被汉语吸收。在语法方面,五四以后句法结构复杂化,新兴用法包括新的插说法使汉语的结构趋向精密,丰富和提高了汉语的表现力。

正如张世禄先生所说,世界上现有语言的历史,很少有超过一千年的。汉语历史之悠久,世界上其他国家的语言望尘莫及。纵观汉语三千年历史,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汉语虽然历经大规模封建割据、大规模夷族入侵、大规模人口迁徙,以至方音纷歧,但依靠统一的国家体制和意志,依靠表意汉字形成的稳定的向心力量,统一和融合始终是语言发展的主流,方言也成为汉语文化多样性的沃土。在数千年的演变历程中,汉语语音趋向简化,语法趋向精密复杂,词汇则依靠双音化的节律和字与字的意合,不断创造出丰富的本土词汇和外来意译词汇,形成万花筒般生生不息的人类语汇景观。

以北京大学王力先生的《汉语史稿》和复旦大学张世禄先生的《汉语史讲义》为代表,我们可以看到,我国的汉语史研究根基深厚,源远流长,中国也有非常优秀的语言学家。《汉语史讲义》的整理出版,展示了我国汉语史研究的新水平,我们期待在这一领域新人辈出、前景灿烂。

(作者:申小龙,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制图:实习编辑:何叶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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