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8日凌晨2时42分，复旦大学教授、原子能材料专家、激光物理学家、国务院特殊津贴享受者、参与国家的第一颗原子弹研制者李郁芬同志，因病抢救无效，在复旦大学附属徐汇医院（筹）逝世，享年92岁。
李郁芬，1928年2月出生，江苏无锡人，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荣获国家发明一等奖，全国科学大会奖、国家教委、上海科技成果奖等；被评为上海市“三八”红旗手、上海市优秀共产党员、上海市劳动模范、复旦大学先进科技工作者等称号。
李郁芬
“为什么妈妈会对原子弹这么熟悉？”
张左之读初中时曾出于兴趣，借来一本关于原子弹的书。那是由美国制造首批原子弹计划（即曼哈顿计划）的总负责人莱斯利・R・格罗夫斯所写的《现在可以说了——美国制造首批原子弹的故事》。
见儿子看得入迷，李郁芬分享了些对原子弹的了解。张左之很纳闷：“为什么我的妈妈会对原子弹这么熟悉？”
当时，他还对母亲李郁芬参与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研制工作一无所知。直到1978年，李郁芬参与的成果获得全国科学大会奖，后又获得1984年国家发明奖一等奖、1985年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在12名获奖人员当中，原复旦大学“58中队”的同志就有4位，即李郁芬、李长林、张敏、谢雷鸣。李郁芬等人的重大贡献，终于为世人所知。
然而，如今回访李郁芬的家人、同事、学生们，依旧无人能还原这段历史的任何细节——因为当事人从不愿多说一个字。
史料记载，曾有记者和李郁芬谈及这段往事，她只说，“国家需要你，你肯定要好好干，我们当时都愿意像一个螺丝钉一样工作。”她想了想，“我不知道这些话你们年轻人是否愿意接受，可能现在观念不同，你们更追求一种自我的张扬，但这是我当时真实的想法。”
昨天，李先生走了，带着她用一生守护的国家秘密。但这位超凡的科学家的品格与风范，早已深深烙在许多人心中。
“国家需要你，你肯定要好好干”
“国家需要你，你肯定要好好干。”
回忆起激光教研室的老师李郁芬，复旦大学副校长徐雷脱口而出这句话。在他看来，这句话是李郁芬思维的准则，她一辈子就是按这个信条来做的。
“在李郁芬的眼里，没有冷板凳、热板凳，也没有冷科研、热科研。只要国家需要，她就应该做什么。”徐雷说。
青年时代的李郁芬
20世纪50年代末，为了响应党的号召，复旦大学党委从本校物理、化学等系抽调一批师生，和上海机械学院、华东化工学院等单位的师生共同组成科研组，开展分离同位素研究，为研制原子弹提供基础技术。这支科研队伍以“58中队”为代号，在化学系主任吴征铠教授的指导下开始研究工作，李郁芬教授等是其中的重要成员。
当时，世界上只有美、英、苏三国掌握制造分离膜元件的技术，同时该技术被这些核国家列为重大国防机密并严禁扩散。
在有限的技术资料支持下，“58中队”的成员边干边学，不断摸索前进。当时，无论是从研究本身还是从研究条件来说，这项工作都是无比艰苦的，有的工作甚至还相当危险。从1958年到1961年，他们坚决服从国家需要，坚持研究工作，并对制造全过程有了深入了解，逐渐成为原子能材料专家。1960年后，国家有关方面将吴征铠教授调往北京原子能研究所，复旦负责的研究工作转由李郁芬等人继续进行。
1961年11月，在李郁芬的带领下，复旦“58中队”全体研究人员连同仪器设备集中到中国科学院上海冶金所会战攻关，代号为“真空阀门”，复旦人占总人数三分之一，李郁芬任第三大组组长。
张左之回忆，自己出生不久，李郁芬已加入“58中队”。小时候的他，有时会和父亲去接母亲下班，却对李郁芬在上海冶金所从事的具体工作一无所知。那时，李郁芬的科研工作极为繁重，时常深夜才回家，有时干脆住在学校，张左之和弟弟只能由保姆陪着。
回到复旦后，李郁芬的科研工作并没有因在原子能核心技术中的重大贡献而止步，而是参与其他诸多科学项目的研究并取得了卓越成果，发表论文60余篇。
她原来研究的是原子弹分离膜，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从事激光器件、激光光谱及激光医学方面研究工作。“其实是转了一个行当”，徐雷解释，也是因为祖国需要。当时，复旦从各个学科抽调力量来攻关激光，原本学化学的她，转入光学。
1970年，由物理系、物理二系及化学系抽调部分教师成立了“7051”科研组，这个科研组的成立大大加强了复旦从事激光研究的实力。李郁芬是大功率激光器研究小组的负责人，她领导的科研组早在1974年研制出中国第一台染料激光器，这比国际第一台染料激光器只晚了约两年的时间，这项成果于1977年获得上海市重大科技成果奖。
对此，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美国哈佛大学N．Bloembergen教授（当年在斯坦福大学）在1980年底出版的《现代中国的科学》一书中对此作了很高的评价，“复旦大学于1974年研制成功中国第一台染料激光器”。
同为“7051”科研组成员，复旦光科学与工程系退休教授叶衍铭记得，李郁芬“相当能吃苦，指导学生要求严格，在实验室总是来得最早、离开最晚”。
1974年至1976年，李郁芬按照周恩来总理指示，从事中国古代西汉透光镜研究，揭开了古镜透光之谜并首次复制成功，荣获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和上海市重大科技成果奖。她在国内率先开展“相干拉曼光谱”研究，1980年获得上海市科技成果三等奖，“相干反斯托克斯拉曼光谱技术及其应用”1986年荣获国家教委优秀成果奖，该项目为国庆三十周年献礼得奖项目。她所参与的“染料激光眼科治疗机”及“氖离子激光产生自体荧光诊断恶性肿瘤技术及其应用”分别获1980年上海市科技成果二等奖和1986年上海市科技进步二等奖。
某国际学术会议活动合影，第二排左起第五位是李郁芬教授
“都是过去的事情了，就不要再提”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破成功。而在张左之记忆中，这一直是个再平凡不过的日子。
出于保密需要，参与研制原子弹的科研工作者，不得与任何亲朋好友谈及这一绝密任务，不能将工作相关的东西带出实验室，很多情况下也不能记笔记。李郁芬做好了当一辈子无名英雄的准备，面对最亲密的丈夫和儿子，也始终守口如瓶。
正如当时二机部副部长、原子能所所长钱三强所说：“这任务是绝密的，不能和任务外的任何人（包括配偶）谈及此工作。今后不能再署名发表文章，要从此隐姓埋名，对粉末冶金的同行就说是改行了，不再参加粉末冶金方面的学术或学会活动。这项任务是‘直的进来、横的出去’（意指终身工作）。”由于是绝密任务，参加人员必须要严格遵守保密规定：不得与本任务之外的任何亲朋好友（包括配偶）谈及这一工作，不得公开发表论文，并要树立终生为之工作的思想。
李郁芬对此毫无怨言。以至于改革开放以后，当她遇到老同学时，对方十分惊奇地问：“这些年你都到哪里去了？既不见你发表文章，学术会议上也见不到你，我们都以为你从地球上消失了呢？”
张左之也是通过各种公开渠道，才慢慢了解到母亲为中国国防事业做出的巨大贡献。“妈妈总是做得多，不愿意表功，因此从不多谈此事。”就连上世纪80年代，李郁芬因研制原子弹获奖，尽管她很高兴地和家人分享喜悦，却依然不提当初的工作细节。
“保密已经成了一种惯性，在她看来，这件事就是不能说。”张左之说。
在学生面前，同样如此。徐雷等复旦激光教研室的学生们只知道，系里有一个严谨、认真、刻苦的老教授。她不是博导，但时任校长的杨福家特批：李郁芬可以70岁退休。这时，学生们恍然大悟：原来她为国家做出了那么大的贡献。
当后辈好奇问起原子弹，李郁芬总是笑笑。“都是过去的事情了，就不要再提。”
“如果不去参与原子弹中关键的分离同位素技术的研究，李先生肯定能发表更多学术文章。”复旦教务处副处长应质峰说，因为名额稀缺和年龄原因，李郁芬没能获聘博士生导师。不过，李郁芬本人不以为意，仍潜心教学、指导研究生工作。她亲自指导许多博士生、博士后，所带出的学生有两位成为复旦的教授、博导，另有多人在国内外从事科技工作。
培养学生的时候，李郁芬总是鼓励青年教师与学生要培养对于科学研究的兴趣。在一次大会上，她鼓励女同学要有科研事业心，她说：“在我周围一直有很多优秀的女科学家，当年在‘真空阀门’研究小组的业务骨干中有好几对夫妻，工作中都同样出色。现在很多学生特别是女学生愿意毕业之后做白领，而不是从事比较艰苦的科学工作。追求生活质量是可以理解的，但过分了就会磨灭了一个人的意志。我不知道你们年轻人怎么想，但我是一直把工作看得很重要的，特别是这份工作与国家的利益相联系的时候。做科研特别需要一份事业心。”
她说，“兴趣是可以培养的，一旦钻进去了，就会有兴趣了。做实验总会遇到困难，想几天几夜可能都没有头绪，突然之间有了灵感，把问题解决了，那种油然而生的喜悦会把所有的烦恼都扫去，支持你走下去的往往就是兴趣。”
校车和方便面，两个挥之不去的印象
几乎每个人在回忆李郁芬时，都会提到两个印象——“校车”和“方便面”。
几十年如一日，李先生每天坐校车往返于复旦和徐汇的家里。有阵子校车停运了，她就乘地铁到国权路站，再自己走过来。
在学校，她几乎都待在办公室和实验室里，中午只吃一碗方便面，办公室因此堆满一个个装泡面塑料袋的纸箱。做科研，李郁芬经常一干就是通宵。一次实验，从6月30日晚上做到7月1日，她笑言，“我又为党献了一份礼”。
尽管李先生在生活方面过得极为简单，学术方面却有极为严苛的要求。
1984年到1990年，徐雷在复旦读研，李郁芬是所在的激光教研室学术三巨头之一。在徐雷的印象中，她极为认真，极为严格，无论是开科研的会，还是教研室开会，经常都能听到她犀利的提问。她要求学生做的读书笔记必须规整。
1989年，从同济大学研究生毕业的应质峰回到复旦大学任教。当时，李郁芬已超过60周岁，但是依旧保持工作的状态。在她努力下，复旦成为四家单位之一，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支持，开展团簇研究。几年后，国外同类研究获诺贝尔奖。
“李先生一直很好学。”应质峰感慨，李郁芬七十多岁仍坚持到校学习、工作。为更好查找资料、参与科研，李先生还在古稀之年自学网络技术。
1994年，现任复旦物理学系教授的赵利进入复旦攻读博士后，加入了李郁芬先生的课题组。他满怀感恩地说：“李先生是我遇过最好的导师。”
有段时间，李先生得了疑似类风湿的病，身体格外不好，手痛得连包都拎不起来、甚至拧不开办公室钥匙，整整持续了2年，但她仍然坚持每天都到学校来跟进学生们的实验进展、讨论遇到的问题。
课题组里的老师或同学参加会议或作报告前，李先生总要先听他们讲一遍，无论是PPT还是内容，都会指出需改进的地方。“我99年去哈佛做访问学者，对方要求先提出一个研究方案。我写了初稿后，李先生帮我完善许多，包括英语句子在内。”赵利说。
“她在学术方面从来不放过任何细节。我们做完实验，从中间步骤到结果老师都会检查一遍。” 赵利记得，她总是一个一个原子地去画各种立体结构、各种模型，将所得的解释从头到尾进行论证。1997年，组里需购置一台四级质谱仪，快七十岁的李郁芬为此专门坐火车去了一趟南京定制。
第一排中间为李郁芬教授
她对科研一直没放下，直到记忆力不行、眼睛看不清
由于常年超负荷工作，李郁芬的身体一直处于亚健康状态，胃时常不舒服，长时间翻阅大量资料导致用眼过度，一只眼睛变成深度近视。由于身体限制，李郁芬逐渐无法胜任实验工作，便转向理论研究，积极探索新的研究领域。
但之前，李郁芬从未接触过计算材料物理领域的问题，但她积极学习并参与学生讨论。“虽然已退休好多年，但她只要身体允许就坚持来学校，每周大概三、四次。”在复旦光科学与工程系教授庄军看来，像李先生年纪这样大的人，学习计算机本就很困难，但她一直很认真。庄军至今都无法忘怀那个紧盯电脑查看计算结果的老者的背影。
李郁芬退休后还经常到校指导学生科研，与学生讨论相关的计算问题、核查细节一丝不苟。这样的学习摸索持续好几年，李郁芬的体力再也跟不上科研的强度。
2018年复旦大学信息学院师生看望李郁芬教授
“她对科研一直没有放下，最后在理论计算方面的工作，一直坚持到记忆力不行、眼睛也看不清的时候。”庄军说。
如今，先生走了，化作璀璨星空中的一颗闪亮的星，引领更多复旦人继续坚定前行。
（图片来源：李郁芬家属 参考资料：《复旦的星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