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大学曾流传一则劝人好学的故事：图书馆二楼的教师与研究生阅览室有个座位，师生们见到，便会想到一位老师。他除上课、开会或出差之外，几乎从早到晚都坐在这个位置上，长达十年之久——这个故事的主人公，便是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公共政策研究院院长陈振明。
从事公共管理领域研究三十载，陈振明强调为公共管理学“划界”，主张学科多元研究方法，推动学科理论创新，促进学科知识增长；提出中国政策科学的“研究纲领”，探索中国特色政策科学发展路径；注重政府改革与治理以及政府工具的学术研究与知识运用，助力国家和地方的治理现代化；建构公共服务质量管理理论框架及评价指标体系，并在地方公共服务质量改进实践中加以应用与检验……他致力于公共管理、公共政策与政治学理论等领域的研究与教学，为中国公共管理学学科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陈振明主持了包括重大攻关、重大专项和重点项目在内的多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发表或出版了一系列的论著、教材和译著；成果获得省部级以上科研与教学奖二十余项，其中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二等奖1项，福建省优秀社科成果奖和教学成果奖的一等奖和特等奖8项、二等奖6项；并入选多个国家和地方的人才项目。
已年过六旬的陈振明，获得了2020年“复旦管理学杰出贡献奖”。“我的研究与思考还将继续，这已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不管年龄有多大，我都不会放弃。”他言语铿锵而谦逊，一如当年那个在图书馆里的青年。
辨析学科边界，构建学科体系，他是学科基础的探索者
厦门的9月炎热依旧，厦门大学科艺中心音乐厅座无虚席。二十余年来，每年厦大公共管理硕士（MPA）新生入学专题讲座周的首讲，授课者总是陈振明——一位公共管理和公共政策领域的专业教师，公共管理学科的首位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组部“万人计划”首批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入选者。此时，听讲的MPA新生未必知道，台上这位瘦削却矍铄的教授资历颇深，著述甚丰，其中就有他们将要使用的教科书或教学大纲。
作为1977年恢复高考后的首届大学生，青年陈振明的求学经历在当年颇有些传奇色彩。他学的是哲学专业，从学士、硕士到博士，辗转了5所高校——本科毕业于中山大学（主攻西方哲学史），硕士三年就读于厦门大学（逻辑学专业），但因毕业时该专业的授权点尚未下达，硕士学位是到武汉大学申请而获得的。1985年初硕士毕业后他留在厦大哲学系逻辑学教研室，并由助教晋升讲师。教了二三年逻辑学课之后，觉得功力不足仍需深造，便报考了吉林大学科学技术哲学专业，攻读博士学位。一年后因导师舒炜光教授不幸病逝，几经周折转学到中国人民大学，师从黄顺基教授继续学业，创造了全国博士生转学、还是由外地转到北京的先例。他称自己青年时代的求学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不过这也给了他不同学校学术传统和不同导师学术风格的熏陶和培养，受益匪浅。
1990年7月，陈振明博士毕业，在时任厦门大学政治学与行政学系主任黄强教授的鼓励下回母校任教，此后一直在厦大工作与生活。1991年，他就晋升副教授，1993年破格晋升教授。在这个刚成立不久的新科系，陈振明开始从事政治学和行政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担任行政学（行政管理）、政策科学（政策分析）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等课程的教学以及研究生的指导工作。特别是2001年起开设的“政策科学”这门主干课在当时国内高校是少见的。很多人问他，从哲学领域跨越到公共管理，是否痛苦？他却答，这次转型并不太难，可以说是一次学科领域和学术视野的拓展或延伸。十余年的哲学、思想史、逻辑学和科学方法论的学术训练，为他接下来的新学科领域的教学与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
“我之前学习研究中西方哲学、逻辑学和科学哲学及科学方法论，这跟政治学与行政学以及公共政策这些学科是一脉相承的。”在人民大学最后一学期准备答辩期间，因为确定了工作选择，陈振明开始大量阅读政治学与行政学相关文献，在内部书店购买到不少当时很难买得到的相关书籍，为进入新的学科领域与开设新课早做准备。
但在当时，行政学在国内毕竟还是一个恢复不久的学术领域，学术资料尤其是前沿文献缺乏。实际上，我国公共管理一级学科直到1996年才正式设立，从属于管理学这一新门类；在此以前行政学只是政治学学科的一个分支或专业。公共管理学科如何“划界”？在中国场景下该学科如何发展，学科和理论体系如何构建？这些问题挥之不去，困扰着作为本学科初来乍到者的陈振明。
“1887年威尔逊发表了《行政之研究》一文，倡导建立一门行政的科学，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公共行政学才基本形成；六七十年代政策科学首先在美国诞生；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新公共管理’运动兴起，研究范式发生转变。关于公共行政学或公共管理学的对象范围及边界何在？它是不是或能否成为一门科学？是一门实证科学还是一门关于民主的政治理论，这些问题一直存在争论，贯穿于学科百余年发展史的始终。”他如此说。
为了解决关乎学科根基的这些基本问题和备课，陈振明一头扎了进去，便有了图书馆里的故事。“那十年是我内心最宁静的一段时光，很难用一个词来形容当时的那种心境，后来看到博尔赫斯讲图书馆是天堂，我觉得这很贴切。”陈振明笑言，当初儿子正上幼儿园，别人问他父亲在哪工作，儿子回答说，在图书馆。
“我认为陈老师配得上‘卓越’二字。他之所以能够在公共管理领域做出如此卓越的贡献，因为真的把冷板凳坐了十年，尽管当时他已经是知名的学者了。”陈振明教的第一届本科生、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党委书记黄新华回忆。
长期以来，陈振明持续关注国外该学科及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进展，并立足国情，以实践和问题导向，求索中国特色公共管理学和政策科学的发展路径及其理论和学科体系建构，提出了系统性的观点。例如，在政策科学领域，1993年，他作为第一主编出版的《政策科学原理》一书只有二三十万字的短短篇幅，浓缩了他和同事们对于这个新学科的理解，初步建构起中国本土政策科学教学理论体系。
1998年，他主编了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的国内首套“公共管理与政策分析”丛书。其中的《公共管理学》《政策科学》及其后《公共政策分析》教材，历时二十余载，被广泛使用，在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
这些年，陈振明也发表了大量的学术论文，出版了一系列学术专著和译著。在其论著和演讲中，他力图明确中国公共管理学科的范围和边界以及研究规范，梳理了公共管理学科核心的研究领域，提炼了重要主题。近年来，他提出公共管理学科的转型与重构，强调夯实学科的科学基础并凸显中国特色。
说起多年来为何花大力气编写教科书，陈振明感慨：“教科书并不好写，十年磨一剑并不少见。在学科发展中，教科书是知识总汇，又是人才培养的重要一环。我入行之时，老一辈学者已经‘复办’这一学科十年之久，我们算是后来者，承上启下，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事情要做，要在学科发展与知识传承中履行职责而不辱使命。教科书及百科全书的编写可以充分地体现了这一点。”
“这几本书可以说是我们这个学科最知名的教材之一。”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院长薛澜评价，陈振明的学术研究严谨而系统，把公共管理领域的路径描绘得非常清楚，所提出的公共政策研究纲领，为年轻学者在这方面进行拓展选择自己的研究方向提供了非常清晰的蓝图。
坚持实践导向，注重中国经验总结，他是公共管理的咨询者
陈振明的学术研究并非只停留在理论思考与知识创新上，他一直非常强调公共管理的实践和问题导向，注重经验总结和知识的应用。在他看来，公共管理和公共政策是典型的跨学科、交叉学科、综合性和应用性的学科领域，其生命力在于实践和应用。
近年来陈振明主持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专项“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治国理政的政治思想与实践创新研究”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制度执行力研究”的研究工作。从“十一五”到“十四五”，他承担了大量的地方政府委托课题研究，特别是地方政府的改革创新方案与公共服务质量改进战略或发展规划的调研与设计项目，调研成果被直接或间接应用到地方治理的实践中。他在《政府改革与治理：基于地方实践的思考》和《社会管理：理论、实践与案例》等著作收入了不少这方面的调研成果。
厦门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办公室、财经委员会办公室常务副主任李刚是陈振明指导的第一位硕士和博士，他跟随老师参与了多本教材的编纂工作，对老师的话记忆犹新：“陈老师始终告诉我们不能崇洋媚外，更不能食古不化，要始终贴近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贴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这样的教材才有生命力。”同样参与教材编译工作的黄新华认为：“从陈老师对政策科学研究系统的探索，可以看出他既重视对国外理论概念术语的借鉴，更重视对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实践经验，尤其是创新经验的总结。”
党的十六大之后，中国提出建立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和构建服务型政府，陈振明敏锐察觉这一实践需求，较早将公共服务作为公共管理学的一个相对独立的学术板块来看待。纵观陈振明的这方面学术思想发展脉络，他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的核心理念，并以“公共服务如何为人民美好生活提供支撑”以及“如何持续提升公共服务质量”作为基本的研究主题。他在该领域承担多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和面上项目、国际合作项目以及地方政府调研咨询课题，并建立福建省重点社会科学研究基地，建设认知与公共服务自主设置博士点，着重探讨公共服务的理论基础与质量管理方法，构建公共服务质量管理的基本框架和评价指标体系，并加以实践应用。
陈振明认为，在公共治理领域，国家或政府的制度或体制改革、结构调整与职能转变、管理流程再造与管理方式改进，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都是由技术或工具的驱动而实现的。技术或工具就是过河的船或桥。基于这样的认识，从2003年开始，他倡导并推动了将政府工具或治理工具作为公共管理学的一个相对独立的分支来研究。
陈振明承担的2001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和2003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研究的都是政府工具的理论与应用问题。在后来作为结题成果而出版的《竞争型政府》《政府工具导论》等专著及论文中，他对作为一个独立研究领域的政府工具研究的理论主题和实践进展做了系统的论述，并梳理了三大类共一二十种在公共管理实践中被证明行之有效的政府工具，论证说明每种工具在实践中应用的范围、机制、效果与局限性，旨在“为政府管理提供一个工具箱”。清华大学教授蓝志勇在评论“十三五”国内公共管理学科的发展态势时说，厦门大学陈振明团队的政府-政策工具研究具有特色与优势。
不忘育人初心，坚守讲台三十载，他是永远的“陈老师”
1977级大学生的就业机会好，选择余地大。陈振明和许多同学不一样，并没有进入党政机关工作，而是选择了国内恢复不久的研究生阶段的学习，走上了学术道路。从迈上讲台的那一刻起，他就将教师身份作为本位。他至今不习惯学生用行政职务来称呼他，尤其在课堂上。“只要学生在课堂上叫陈院长，我会马上纠正他，我说在课堂上只有陈老师，没有陈院长。”这是他的坚持。
近三十年来，陈振明先后承担本科生的“行政学”和“政策科学”，硕士生的“政策科学研究”和“公共管理与政治学前沿”，博士生的“公共事务前沿”和“政府改革与治理”，MPA的“公共管理学”和“公共政策分析”等一系列课程的教学工作，培养了大批优秀学生，如今成为学界和业界的中坚力量。
在学生的培养上，陈振明一贯以高标准严要求著称。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公共管理系负责人李德国回忆道：“比如《公共事务前沿》这门博士生课程，陈老师不仅要求海量阅读，还要求在阅读当中读出感悟。如果你在学术汇报中遗漏了哪个点，他会马上指出来。”还有一件小事让他印象很深：“本科时我们组队参加全国‘挑战杯’比赛，邀请陈老师担任指导教师，他一口应承，说本科生参加课余学术活动是件大好事，义不容辞。这对我们这些喜欢学术的同学来讲，真是很受激励。”
陈振明在教学中注重学生的学术基础培养与科研写作能力的训练。他所指导的全国大学生课外科技作品竞赛（“挑战杯”）的学生团队曾连续三届获得一等奖，他自己也连续三次被授予全国“挑战杯”项目“优秀指导教师”称号。他指导的博士论文，有1篇获得全国优秀博士论文提名奖，2篇获得福建省优秀博士论文奖。
“上陈老师的课，除了感受到他的严格，一个学期下来，头脑里会形成一个逻辑非常清晰的知识框架。”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副院长吕志奎教授说。此外，陈振明非常重视引入新的教学方法，并采用了一种他自己命名的“小组专题教学法”。
2004年，陈振明主讲的《政策科学》被评为教育部首批全国精品课程，2016年入选教育部首批全国精品课程和资源共享课程。他主持了“国家级特色专业-行政管理专业建设”、福建省“公共管理研究生教育创新基地”和“公共政策教学团队”建设等教研项目；还作为负责人和首席专家，主持厦门大学“公共治理”一流学科（法学、公共管理与教育学学科群）的项目建设。
值得一提的是，陈振明还是我国公共管理专业硕士学位（MPA）职业教育的推动者和亲历者之一，被誉为“MPA的拓荒者”。当年国内还没有MPA的说法，许多公管毕业生到了工作岗位，发现学非所用，工作提出的挑战，课堂又解决不了。1994年从康奈尔大学进修回国之后，陈振明建议在我国开展MPA和MPP教育。他参照美国MPA的培养经验，着手在当时福建省委组织部委托的行政管理专业单考班进行自主的先行试验，该项成果2000年获得了福建省高等教育教学成果特等奖。
1999年全国MPA培养方案论证会在厦门大学举行，恰遇17级台风正面袭击厦门之后没几天，校园一片狼藉，停水停电。为了会议如期举行和开好，陈振明和他的同事们加倍努力，令参会者们感动。作为当时的参会者之一，薛澜至今对这个细节印象深刻：“陈老师是出了名的谦谦君子，很多场合下从来不争不抢，但在重要的学术观点、学科建设等问题上又非常有自己的原则。”
教学、研究和行政三种角色背后是无比繁重的工作任务及压力，以至于那些年陈振明几乎没有休息过完整的假期，寒暑假、周末甚至有时春节、元旦和国庆，他往往是在满是书籍的办公室度过的。
直到2017年，他因视力问题不得不住院治疗。住院期间，他除了向学院交代工作之外，并没有告诉学生和其他老师，更不允许去医院看望。“陈老师为人低调，淡泊名利、甘为人梯。他总觉得大家都在忙自己的工作，不愿意麻烦大家。都说陈老师对学生严格，其实他对自己更严格。”李刚有些动容地说。而被问起那次眼疾，陈振明的回答却平和得令人惊讶：“我当时心想，万一视力恢复不够理想，看不了书或电脑怎么办？后来听别人说，现在有声书很多。如果真的看不了，听有声书、做口述也行。这是我当时很自然的想法。”
对陈振明来说，学无止境，活到老学到老，最放不下的还是那三尺讲台和学术研究。视力恢复之后，他依然经常上满满一天的课，继续着他的读书、写书和教书的职业生涯，并履行作为学术家和咨询者的社会责任，为中国特色公共管理学科的发展及人才培养一如既往辛勤耕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