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晚报》:张广智:徜徉在史学与文学之间

作者:石建邦摄影: 视频: 来源:《新民晚报》2020年9月13日发布时间:2020-09-16

克丽奥(英文Clio)是古希腊神话里掌管历史的女神,一般用来泛指历史。

张广智先生是笔者当年所在复旦历史系85级的班主任,更是一位著名历史学家。他严谨治学半个多世纪,是我国公认的西方史学史学科的带头人,硕果累累。当下,张先生老当益壮,仍笔耕不辍,写出许多脍炙人口的散文随笔,在文学田地里辛勤耕耘。

张广智先生

张广智先生寄语新民晚报读者

求学之路,刻苦勤奋

张广智1939年出生于江苏海门农村,祖父是乡下一位远近闻名的私塾先生。他幼承庭训,还在五六岁牙牙学语时,祖父就开蒙让他背诵《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他天资聪颖,记忆力超群,这些古文背诵起来毫不费力,如此童子功也令他终身受用。

可惜只有一年多的光景,祖父因病去世。不久抗战胜利,1946年冬天,母亲带着七岁的张广智和襁褓中的妹妹,闯荡大上海。1959年,他顺利考取复旦大学历史系,翻开了人生新的一页。

当时的复旦历史系,阵容强大,名师荟萃。中国史方面有周予同、陈守实、谭其骧、胡厚宣、马长寿、蔡尚思等大家;世界史方面则有周谷城、耿淡如、王造时、陈仁炳、朱滶、章巽、田汝康等学者,真可谓极一时之选,用现在的话就是“大咖云集”。其中,周谷城、耿淡如与周予同和陈守实,当时有历史系“四大金刚”之美誉,与北大历史系媲美抗衡。

置身如此得天独厚的学术氛围中,张广智在五年本科的学习阶段,悠游于历史学的海洋,在打下扎实学问功底的同时,也奠定了他日后要做一位史学工作者的崇高志向。

1964年,张广智以优异的成绩如愿考上耿淡如先生的研究生,专攻西方史学史,他也是中国大陆“文革”以前唯一的一位西方史学史专业方向的研究生。

“勤奋刻苦”,正是在他求学之路的各个节点上能成为“排头兵”的动因。

“谦虚治学,谦虚做人”

耿淡如先生(1898-1975)是我国西方史学史领域的拓荒人和奠基者。说来也巧,耿先生是张广智的同乡前辈,1923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不久赴美深造,在哈佛大学研究院攻读政治历史与政治制度,获硕士学位。1932年回国后,耿先生在复旦等沪上高校主讲国际关系史多年,成为当时一大热门。

新中国成立后,耿淡如先生转向世界中古史和西方史学史研究。耿先生人如其名,耿介谦和。先生学大如海,博学严谨,他通晓多国语言,花甲之年还自学俄语,并用它翻译出版了世界中古史和近代史的有关文献和资料。

耿淡如师常对他的学生说要“谦虚治学,谦虚做人”。他指导张广智治学,强调读原著,并进行批判性研究。为此在研究生期间,张广智埋头阅读大量英文原著,为日后研究西方史学史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文革”开始,张广智被迫中断专业深造,先后“下放”在闸北新中中学任教和区教育学院供职。劫波之后,百废待兴,高校人才尤其青黄不接。1978年,著名数学家苏步青就任复旦大学校长,他要求把各系当年的研究生能召回的尽量召回,充实师资。这年5月,张广智响应母校的召唤,重返复旦校园,重新走上讲堂。

博学笃志、薪火相传

早在1961年,耿淡如先生即受高教部委托主持编写《外国史学史》教材,参与编撰的专家都是当时外国史的权威,无奈因“文革”开始而夭折。“文革”结束后,教育部一度想重新启动此事,张广智也被召进编写组,然终因不少老辈学者相继谢世等因素,教材计划再度搁浅。

对此,张广智作为耿先生的“关门弟子”和传人,深感重任在肩。返校伊始,他就发奋钻研,很快于1982年给本科生重开《西方史学史》课程,是国内少数几位最早讲授这一课程者之一。同时,面对教材缺乏,张先生一边上课,一边研究,执教不久即为商务印书馆写出《西方“历史之父”希罗多德》小书,后渐次展开,很快推出《克丽奥之路——历史长河中的西方史学》(1989年)和《史学,文化中的文化——文化视野中的西方史学》(1990年)两部专著,赢得学界广泛关注和好评,也激起青年学子对这一领域的热烈兴趣。

其实这两本著作是为他编写西方史学史教材做学术铺垫,在千禧年到来之际,由张广智主著的《西方史学史》终于问世,一时好评如潮,荣获全国高校优秀教材一等奖,并成为教育部“推荐教材”。此书迄今累计修订四版,先后重印二十多次,共计印数近15万册。

稍后,张广智再接再厉,带领一批年轻学者,主持编撰六卷本《西方史学通史》,经过十多年的努力,这部巨著终于在2012年出版,全书共计200多万字,填补了国内史学研究的空白,成为当年史学界的一件大事。

张广智默默耕耘,以他自己的实际行动,告慰耿先生,薪火传承,完成了先师的未竟事业。前年,因为张先生在西方史学史领域的卓越建树,被上海世界史学会授予“终身学术成就奖”,令已届耄耋之年的老师倍感欣慰。

循循善诱,教书育人

张老师为人热情恳切,真挚和蔼。非常荣幸,他也是我们历史系85级的班主任,对我班五十多位来自五湖四海的青年学子一如家人般亲切关怀。他经常到我们宿舍了解学习和生活情况,嘘寒问暖,无微不至。种种细节,至今想来仍历历在目。

还记得1986年暑假,我们全班去古都西安实习,他和其他老师一起领队前往。一路上他除了关心照顾学生的旅行细节外,利用坐火车和住旅馆的空闲间隙,掏出口袋里的外文卡片背诵默记,不浪费一点点零碎的光阴,老师的不言之教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班同学陈靖丰本科毕业后工作了几年,于1992年考上张老师的硕士研究生,也是他招收的第一位硕士生。张先生竭尽全力,为他的学业指导花费了很大的精力和时间。由于靖丰兄有时白天还要去兼职打工,老师体谅学生的处境,经常在晚上安排给他上课。

2005级博士研究生乔琴生,她告诉我在拼搏写作学位论文时的情景:小乔生子,尚未满月。老师考虑到她的情况,劝说她推迟毕业。但小乔争强好胜,表示要按时完成博士论文,如期毕业。年近古稀的张老师见她态度如此坚决,深为感动,说既然这样,老师愿意倾尽全力,助你完成学业。小乔毅然将刚满月的孩子送回老家照料,自己全身心地投入到论文写作中。她的论文研究古罗马第一位元首奥古斯都(即屋大维)的文化建树,从写作到修订,只有短短几个月,师徒俩鼎力合作开足马力,近20万字的博士论文六易其稿,其中甘苦和紧张,可以想象。她的博士学位论文《奥古斯都文化方略探析》答辩时,获得了评委们的一致好评。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自1995年张先生担任博导招收博士生以来,无一不是悉心培养,前后带出了三十多位博士生。

文史合一,自在自如

从来说文史不分家,这一点在张先生身上特别明显。他从小怀抱一个“文学梦”,年少时就大量阅读中外文学名著,至今还珍藏着《萌芽》创刊号(1956年)等刊物。说起来,他还是《新民晚报》的热心作者,自1965年首次在晚报发表文字以来,已有55年的情缘了,至今还是《夜光杯》的作者。

张先生善于用文学的笔调将博大精深的史学文章写得深入浅出,娓娓道来。他的《克丽奥之路》在上世纪80年代之所以引起大家好评,正如当时媒体介绍此书时所说的:“作者着意把严肃的学术内容(西方史学的发展历程)写得明白晓畅与生动可读,颇具房龙《宽容》一书的风格。”

退休后,张先生几乎全身心地投入到散文随笔的创作,其乐无穷。六年前,他的《我与京城四老的书缘》一文,写他和何兆武、齐世荣、刘家和、金冲及等四位文化老人的交往,在《文汇读书周报》上头版发表后,迅即在坊间流传,并被《新华文摘》等刊物转载,一下子让他“爆得大名”,收获了比学术文章多得多的“粉丝量”。

尝到“甜头”,张老师自此一发不可收,文思泉涌,在文学的天地里自由翱翔,时有散文佳作散见于报章杂志。他善于以史家的慧眼卓识,落墨裁剪,笔下的人和事在现实题材的外表下蕴藉了丰厚的历史感,令人读来往往掩卷深思,余韵悠长。

2016年,张先生如愿加入上海作家协会。著名学者陈思和在推荐信中盛赞,“他文笔幽默,文化底蕴深厚,博闻强记,其散文都是耐读、提升人们心灵的佳作”。

六七年的文学耕耘,张先生收获颇丰,已有《瀛寰回眸》《徜徉在史学和文学之间》和不少散文佳篇问世。另外,他还编有《历史学家的人文情怀——近现代西方史家散文选》一书。

家庭和睦,师生情深

张老师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夫人蔡幼纹是他大学同班同学,后来同在历史系工作。蔡老师出身苏州书香世家,父亲蔡夷白是民国时期有名的杂文家,与周瘦鹃、平襟亚、程小青和范烟桥等文友往来密切。

老师记得,1965年春节,赴苏州拜见夷白先生,先生欣喜之余,特别送给女婿自己的一册《夷白杂文》,又将自己的一支派克金笔送赠,寄予无限厚望。这也许是张广智专精历史研究之外,晚年涉足文坛的另一股无形动力。

多年来,蔡老师甘当绿叶,一心相夫教子,当贤内助。他们的儿子也是复旦毕业,当年沪上文科高考第四名,现在异乡拼搏。如今,夫妇俩相濡以沫,一起走过大半个世纪,张先生笑说他到现在还不大会用电脑,自己写出的每一篇文稿,都是由夫人亲手打字修改后发出去的。

张老师永远怀有一颗赤子之心。2015年,我班举办入校三十周年返校活动,张老师听到消息后很是激动,不但赋诗一首赠送给我们,并即席做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令阔别母校多年的一帮老学生心头倍感温暖。去年三月初,张老师夫妇不顾耄耋高龄,欣然参加我们在武汉举办的毕业三十年聚会,再次赋诗赠言,对我们寄予厚望。

张先生多次强调,史学是“文化中的文化”。西方史学史能博采各国文明之长,为文明的交流互鉴担当枢纽和桥梁,知古鉴今,资政育人,自有其非凡意义。

“让青春牵动你的梦想,使历史不再迷茫;让历史照亮你的未来,使青春疏离轻狂。”张先生的这句话,也是他为人为文的鲜活写照。

制图:实习编辑:何叶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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