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名经济理论工作者，不仅要依据科学理直气壮地与别人争鸣，而且要勇于自我批评。认识有一个过程，往往是由错误到正确、由片面认识到全面认识的过程，这是正常的。对此，马克思和恩格斯也为我们树立了好的榜样。”——张薰华
2012年，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授予张薰华教授第二届“世界马克思经济学奖”（Marxian Economics Award），以奖励其为经济学发展和人类进步作出的卓越贡献。
古语云“仁者寿”，又曰“故大德……必得其寿”。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朱国宏特撰文，倾情讲述其百年求索之路。
生于忧患
从革命者到经济学者
复旦大学教授张薰华，1921年12月出生于江西九江中医世家。他幼年丧母，由执业中医的祖父抚养长大，并进私塾接受传统教育，熟读《论语》《孟子》《左传》《史记》《古文观止》等。
祖父去世后，他辗转到上海投靠外祖母和姨母，就读初中。1937年淞沪战争爆发后，被迫举家逃回九江，旋又携弟妹重返上海避难。1939年在上海就读苏州工业学校土木科，较早地学习了高等数学。外祖母去世后，他不得不带着弟妹再次离开上海，投靠在浙江省邮局工作的堂兄。适值复旦大学农学院新办的农艺系茶叶专业在丽水和衡阳两地招生，他去报考，顺利被录取，于是搭货车一路颠簸到已迁至重庆北碚的复旦就学。
在那里，他完成了两个转变：一是由茶叶专业的学生转变为经济专业的学生，二是由普通学生转变为革命者。前者是从希冀“有一技傍身”到追寻“经世济民”之道的进步，而后者则是目睹国破家亡后滋生的热血追求。他上高中时就曾是上海市学生抗日救亡协会的一员，1944年又参加了中共外围组织。次年，作为毕业同学会主席，组织了挽留校长章益的运动，使得章益多次拒绝国民党教育部的迁台命令，避免了复旦迁台的命运。
抗战胜利后，复旦迁返上海，他也毕业留校成为经济系教师。上海解放，他作为复旦代表参加上海高校接管工作的党组，参与接管复旦工作，被陈毅和粟裕委任为“校务委员并兼常务委员”。是时，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张志让北上参加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副主任委员陈望道前往华东军政委员会任职，他作为主任秘书代行学校行政事务。1952年，中国高校院系大调整，经组织同意，他逐步退出行政工作，回经济系任教。但仍长期担任校工会主席和经济系主任，直到1984年。此后，作为经济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任教至今。
学术轨迹
从《统计学》教学到《资本论》研究
张薰华的学术研究始自1945年毕业留校任教。最初教的课程是《经济数学》和《统计学》。最早的研究成果是1953年编写的《统计学原理》讲义，次年被中央高等教育部列为全国推荐教材。最早发表的论文是《论国民经济发展的平均速度指标》（《复旦学报》1956年第2期）。那是一篇与苏联统计学家卡拉谢夫争鸣的文章，发表后受到国家统计局的重视，转发在其机关刊物《统计工作通讯》上。
那时期他最重要的一篇论文，可能还是1959年刊于《复旦学报》第9期的《高速度和按比例的关系》。该文缘起于当年的“中苏论战”，发表后引起有关方面关注，他因而被选派到中央党校理论班脱产学习三年。
在中央党校，他师从著名经济学家、《资本论》研究专家王学文教授，广泛涉猎文史哲，潜心钻研《资本论》。苦读三年，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系统训练，为日后从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和教学奠定了坚实基础。
1962年，他返回复旦经济系，开始系统讲授《资本论》，并把教学工作和研究、应用《资本论》结合在一起。“文革”前，他已编写出一套《〈资本论〉讲义》，力图顺乎原著逻辑，逐卷逐章逐节阐述要点。在此基础上，1977年至1982年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三卷本的《〈资本论〉提要》。
此后，他开始陆续发表沉潜20年的《资本论》研究心得，并逐渐形成自己的研究方法和理论范式，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审视其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从1979年发表“论扩大再生产平衡条件的基本公式”到2015年以95岁高龄发表“人口法制与依法治国”，36年间共发表近百篇论文。其学术研究轨迹大致因循三条路径演化：首先是对《资本论》的深化研究。在正式出版三卷本的《〈资本论〉提要》基础上，深化对《资本论》相关问题的专题研究，主要是《资本论》中计算问题、《资本论》再生产理论以及如何坚持和发展《资本论》。其次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规律体系的创新探索。他运用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并以黑格尔的圆圈法，创造性地探索了生产力和经济规律体系。第三是对中国现实经济问题的探讨。一是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相关的经济运行问题，一是与发展社会生产力相关的现实问题，诸如人口问题、土地问题、交通问题、环境问题等。
目前，已届期颐之年的张薰华，潜心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超过半个世纪，是国内公认的《资本论》研究权威和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曾任中国《资本论》研究会副会长、上海市经济学会会长、上海《资本论》研究会会长。因其“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在探索经济规律方面形成独到学术见解，提出‘土地批租’政策建议，对推动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荣获上海市第九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杰出贡献奖。此外，因其教书育人和环境教育方面的突出贡献，而获得“全国优秀教师”“全国环境教育先进个人”等称号。
领悟与解读
《资本论》研究及其学术贡献
20世纪80年代以后，张薰华教授从三个方面深化《资本论》研究：
一是对研究中发现的《资本论》计算错误问题的系统梳理。以“继承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倡导的对科学研究的实事求是的学风，试对《资本论》三卷中的某些计算问题做了校改”的《试校〈资本论〉中某些计算问题》，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3期，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中国理论界第一次有人敢于指出，马克思在《资本论》这部光辉著作中也有常人会犯的错误。两年后，他又在《中国社会科学》发表《关于试校〈资本论〉中某些计算问题》，对争论进行了严肃认真的答辩。后来形成专著《〈资本论〉中的数量分析》。
二是对《资本论》中的再生产理论的系统梳理和发现。1981年，《〈资本论〉中的再生产理论》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引起学术界的重视，被认为“抓住了《资本论》的生命力的本质”。
三是对《资本论》的体系化梳理。在《〈资本论〉脉络》中，运用黑格尔圆圈法，形象展示了马克思《资本论》的理论体系。
在沉潜20多年的《资本论》研究过程中，张薰华从中央党校系统学习肇始，继而在教学过程中将三卷的庞大内容体系条分缕析，再加以提纲挈领，形成言简意赅的独特解读——《〈资本论〉提要》。在试图运用马克思经济学的原理和方法来研究现实的经济问题时，他逐渐领悟了马克思关于《资本论》是“一个艺术的整体”及其唯物辩证法的方法论，并创造性地将“黑格尔圆圈法”应用于梳理《资本论》庞大体系的脉络，形成了对马克思经济学的独到解读和阐释。
“广义政治经济学”
独特的经济学理论范式
张薰华在“世界马克思经济学奖”获奖感言中谈道：“在经济系阅读《资本论》时，我注意到马克思的两条教导：一条是说马克思的著作是一个艺术整体，但要达到这一点，只有用他的方法；另一条是指出《资本论》最终的目的在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这使目的与方法结合在一起。”因此，当他试图运用马克思的经济学原理分析中国现实的经济问题时，他就自觉应用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和黑格尔圆圈法，分析各种经济规律及其现实表现。
在他看来，《资本论》论述的是关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流通和分配的总过程。商品经济如果去其资本形式，留下的是关于商品经济的一般原理。《资本论》研究的对象是生产方式，目的是揭示对象的规律性（经济规律），方法则是唯物辩证法，即从生产方式的物质内容（生产力）出发，到其社会形式（生产关系），并延伸到这形式的形式（上层建筑）。以圆圈的圆圈方法表示就是，内圈是生产力，中圈是生产关系，外圈是上层建筑。其逻辑关系是，内圈是内容，外圈是形式，内容决定形式，形式反作用于内容。
20世纪90年代以来，生产力的源泉（环境、资源、人口）问题突出，涉及整体圈层能否持续发展，在生产关系中又突出社会主义能否与市场经济相结合。他与时俱进地将以上三个圈层细分为六个层次，即每圈内容又分为两个层次，由内而外依次是：源泉、生产力、商品所有制（市场经济）、要素所有制（私有或公有）、政治法律制度、意识形态。
他认为，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经济学不仅要研究生产关系（形式），而且要研究生产力（内容）。为此，他深入地研究了生产力系统，形成了对社会生产力结构的独到见解，提出了社会生产力结构体系的独特范式。
生产力是一个多层次的系统，这个系统由生产力的源泉、自身和结果共同组成。生产力的根本源泉是人力和自然力，然后是由之派生的科学技术力。自然环境为生产提供资料，人口资源为生产提供劳动力，科学技术力量则渗透在它们之中。只有科学技术的渗透，才能大幅度提高劳动生产力。生产力的提高意味着投入同量劳动能产出更多产品，于是反比例地表现为单位产品所包含的劳动量减少。又因为产品可以分为必要产品和剩余产品两大部分，剩余产品的出现和增加也是提高生产力的结果，它通过积累又反过来成为发展生产力的新的源泉。生产力就这样循环不已，呈现出螺旋形的上升运动。
《生产力与经济规律》就是按照这样的理论逻辑建构起来的。该书以社会生产力规律为核心的圆圈，从内圈到外圈，有层次地描述了科学的经济规律体系。正是通过运用马克思的方法建构的这个经济规律体系，他揭示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从而形成了独特的经济学理论范式。
改革开放参与者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与应用
改革开放以来，张薰华凭借其扎实的《资本论》研究功底，“一路深入到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生产力）及其源泉（人口、资源、环境），另一路则探索其社会形式（生产关系以至上层建筑）”。对于物质基础的研究，形成了独特的社会生产力结构体系的范式；应用到现实经济问题的研究，产生了在人口、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方面的诸多研究成果；对于社会形式的探讨，则形成了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诸多领域独特的观点，包括被誉为“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八大创新”之一的土地批租论。
1.“我国土地管理体制改革的最早倡导者和杰出贡献者”：土地批租论
张薰华是国内学术界第一个提出“土地批租”问题的学者。正是他关于“土地批租”的论文，催生了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土地批租”政策，为中国土地批租制度的建立提供了理论依据。
1986年10月，上海市颁布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土地使用管理办法》，第一次对土地进行有偿使用。1987年9月，深圳市敲响了土地拍卖第一槌，以协商议标形式出让有偿使用的第一块国有土地。1988年4月，全国人大通过了《宪法》修正案，在《宪法》第十条第四款“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的后面，加上了“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此后，“土地批租”成为全国各地经济发展的普遍形式，也拉开了中国持续30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的帷幕。
2.“我国农业的一次思想革命”：林农牧渔副排序的生态意义
张薰华在所著《生产力与经济规律》（1989）一书中指出：过去将农业内部构成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副业按重要次序排列为农、林、牧、副、渔，不够科学。农业应是生态农业才有发展前途，森林是生态系统的支柱，没有“林”，生态系统就会崩溃，就没有农、牧、渔的发展。因此，“林”应放在首位。至于工副业非农业正业，应在末位。所以,比较科学的次序应是林、农、牧、渔、副。这一观点被认为是“我国农业的一次思想革命”，“林字当头，搞好农业”的思路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3.“抓住了《资本论》的生命力的本质”：“体制创新论”
张薰华用“黑格尔圆圈法”将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逻辑关系展开为圆圈的圆圈，其中生产关系的圆圈又展开为两个圈层，即商品所有制（市场经济）和要素所有制（私有或公有），这样，就从理论上论证了市场经济也可以与公有制相结合，从而破解了市场经济姓资姓社的难题。
关于如何进行体制创新，他也形成了自己的一套逻辑体系。在他看来，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在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市场经济的内在规律是价值规律，价值规律则表现为价格，表现为货币的运动。金融是融通货币资金的活动，它也就成为市场经济的龙头。所以，体制改革的源头在金融与地产改革。
4.可持续发展的中国方案：生产力源泉理论的视野
张薰华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关注人口问题的。和一般的研究不同，他把人口发展规律作为经济规律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来研究，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视野来分析人口问题。他从生产力的技术构成制约，分析了我国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的必然性。深入到生产力的源泉来研究生产力和经济规律，很快就涉及资源和环境问题。他首先注意到土地资源问题，提出“保护城乡土地资源，保护生态环境”。后来，又系统分析了生产力视野的环境问题。在近年发表的成果中，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问题的研究进一步深化，已然上升为生态文明和人口资源环境的法律规范问题。
学问与人生
治学理念、治学方法和理论勇气
张薰华十分认同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所说的，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是以也把“贱尺璧而重寸阴”作为座右铭，并以此教导学生和晚辈。
也许正因为如此，1952年院系调整后，他主动提出返回教学科研岗位，开始了他的学问人生之路。中央党校三年深造，让他和《资本论》结下了不解之缘，沉潜数十载，硕果累累，成就斐然，终成一代大师。作为中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世界马克思经济学奖获得者”的称号，实至名归。
张薰华是按照马克思《资本论》的经济学理论和唯物辩证法来指导他的研究的，又创造性地运用“黑格尔圆圈法”来解读《资本论》这个“艺术的整体”，还应用于研究现实经济问题。同样地，在如何对待学术研究问题上，他也服膺于马克思的治学理念和治学方法，并加以遵循和践行。
恩格斯曾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学术生涯中，张薰华并没有把《资本论》当作教条，而是当作能够用于分析中国现实经济问题的科学方法。正是运用马克思的方法，他形象地解读了《资本论》这个“茫茫森林体系”，而且梳理出适用于现代经济运行的规律体系；也正是运用马克思的方法，他在剖析中国现实的经济问题时游刃有余，见人之所未见，言人之所未言，自成其理，自成体系，终成富有创新性的一家之言。
当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提出创新性的一家之言，是需要理论勇气的。1980年校改《资本论》的某些计算问题时如此，1984年提出借鉴香港土地批租政策如此，1987年否定沿袭已久的农林牧副渔排序时还是如此。不过，这也正反映了他所崇尚的马克思的科学精神。他曾指出：“科学按其本性来说只承认事实和规律，它不崇拜任何偶像，它使人们厌弃迷信和愚昧，勇于探索、开拓和创新。”“作为经济理论工作者，应该具有科学态度，不做风派人物；应该具有理论的勇气，不做阿谀奉承之辈。”
他认为，科学的经济学应批判地吸收各家之长。“如果简单地全盘否定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说它全是庸俗的，或者无知地全盘否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它早已过时了，都是非科学态度。争鸣应实事求是地鸣其长避其短，荟萃人类精神劳动的成果。”他还认为，经济理论工作者应科学地对待自己。“作为一名经济理论工作者，不仅要依据科学理直气壮地与别人争鸣，而且要勇于自我批评。认识有一个过程，往往是由错误到正确、由片面认识到全面认识的过程，这是正常的。对此，马克思和恩格斯也为我们树立了好的榜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