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证完成任务！”2月9日出征时，她郑重承诺。
“我们已圆满完成武汉同济医院光谷院区重症ICU的支援任务，全员平安返回！”4月17日表彰大会上，她铿锵报到。
在与新冠肺炎病毒搏斗的战场上，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呼吸科主任、第四批援鄂医疗队队长李圣青率领着这支战队，历经52天的鏖战，创下了数项“首例”纪录——首例气管插管，首例体ECMO（外膜肺氧合）置入术，首例IABP（主动脉内球囊反搏术），首例ECMO撤机，首例气管插管拔管；交上了令国务院孙春兰副总理两次盛赞的成绩单——4例ECMO患者脱机，16例呼吸机患者拔管脱机，29位患者顺利转出；探索出危重症新冠肺炎多学科救治的“华山模式”——关口前移、多学科协作、精细化管理“三大法宝”。
“我们已经成长为一支华山医院危重症救治的天团。无论何时何地，只要国家和人民需要，我们都将使命必达！”
“我们已圆满完成武汉同济医院光谷院区重症ICU的支援任务，全员平安返回！”4月17日，李圣青向华山医院副院长、支援武汉医疗队总指挥马昕报到
率队赴战场：“如果不去，我这辈子都会良心不安的”
2月8日晚，奔赴武汉支援抗疫的集结号再一次吹响，接到电话的李圣青匆匆赶去医院。在这个原本象征着阖家团圆的元宵之夜，这座原本车水马龙的国际大都市，却如同被静止了时间一般，从家家户户透出的灯光，依稀照亮空空荡荡的街道。
记者：您接到出征任务时是一个怎样的情景？
李圣青：当晚10点，我接到电话通知去医院开会，布置紧急任务。国家卫健委发文要求我们医院增派一支包括180名护士、30名医生，共计210人的医疗队驰援武汉。去医院的路上我在科室群里发信息：“医院要组队去武汉，我第一个报名。愿意报名的在我后面接龙。”结果我们科室几乎人人都报名。
到了医院得知，医疗队要指定一名队长，我就主动请缨：“我本人就是搞呼吸危重症的，我们的重症ICU每年至少收治7、8例重症病毒性肺炎患者，虽然不是新冠肺炎患者，但我们也是有经验的。”
丁强院长同意了我的申请，他对我说：“军人出身，就是不一样，就由你带队。”
当时还有很多其他科室的专家教授也都纷纷主动报名，比如陈澍教授、张文宏教授、吴劲松教授等等，大家都卯足了劲要去冲锋陷阵，我们华山医院的医护人员真的都非常可爱。
2月18日，华山医院医疗队成功完成首例ECMO置入术
记者：您当时担心吗？您的家人作何反应？
李圣青：我早都忍不住了，之前医院派了三批医疗队都没给我报名机会，这次打电话叫我去，我能不主动报名吗？这是医生的职业习惯，我本来就是搞呼吸危重症的，看着前线的同行一个接一个地倒下，很多病人扑地而亡，我在家也坐不住了。
如果这一次不去，我这辈子都会良心不安，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我自己，所以我拼了老命也要去。当然，我也不能保证百分百就能回来，因为情况真的很危险，但我还是想要参加。
第二天出征，要求早上8点到医院，我6点半就从家走。出发前，我把儿子叫起来：“妈妈有事跟你交代。喏，这是银行卡，这是银行卡密码，万一妈回不来，这个家就交给你了。”儿子鼓励我：“妈妈您别说了，您肯定能平安回来。”
我爸我妈对我也非常信任，没有哭着喊着拦着不让我去，他们把我送下楼叮嘱道，“注意安全啊，早点回来”，就像平时送我出差一样。
前线战疫魔：“时常半夜梦中惊坐起”
“滴滴，滴滴……”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光谷院区的ICU病房里，监测仪器发出有节奏的滴滴声。生或死，在这个病房里往往只是一瞬间，李圣青带领“华山战队”在此奋战了52天，与死神抢生命是他们的常态。
记者：刚抵达“战场”，心里害怕吗？您是怎么带领团队克服恐惧的？
李圣青：说实话，刚去的时候我也害怕，那些“90后”的弟弟妹妹们也害怕。毕竟这是一个病毒弥漫的战场。我第一时间强调队员的安全，要求必须先做好个人防护再去治病救人，绝对不能有丝毫懈怠。我把感控任务交给陈澍教授，对他说：“相信你，相信科学。”
我们的任务是整建制接管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光谷院区重症ICU病房，到达之后的当务之急是要把这个原本仅有病床的康复病房改建为可以收治危重症患者的战时ICU。
第一个星期，ICU病房建设和病人收治两者并举，院感防控由陈澍老师负责，每个环节我亲自把关。一开始，因为恐惧，许多年轻医护人员不敢进污染区，其实这都能理解。我就带头往里冲，收治第一个病人、完成第一个插管、调呼吸机、检查管路……每天早上8点交班，9点交完班我就进污染区，下午2、3点，有时4、5点才出来。
我跟大家说：“一定要相信科学，不能沉溺于恐惧，我们华山医院的感控是全国一流，我们是用科学武装起来的队伍。既然来了，害怕也得干，不害怕也得干。那我们何不放下包袱，干就是了。”
第二个星期那叫“杀红了眼”。在战场上，当周围的战友和亲人都倒下的时候，我什么也想不到，只会想到我跟你拼了。危重症新冠肺炎病人病情变化非常快，常常上一秒还稳定得很，下一秒血压就维持不住了。那个时候，我们时刻在面临死亡的威胁。我感不到害怕，我只想着，必须要把死亡止住，所以我提出要关口前移。之前一篇报道的标题是“我和死神抢生命”，我真是抢啊，我慢一分、慢一秒，死神就真的来了，就是这么惨烈。
第三个星期，回头一看，两个星期下来我都没事，那就说明不会有什么事了，后面只要继续注意做好防护就行了。我也是这么跟队员们说的：“前面你们都很害怕、都很畏惧，我也跟你们一样，但两个星期过去了，我们还这么坚挺地站在这儿，说明我们的个人防护是过关的，只要大家严格按照要求来，是没有问题的。”
一旦迈过恐惧这个坎儿，无论我们的医疗还是护理质量都大大提升，因为我们原本就有这个实力，我们交上了响当当的成绩单。
在光谷院区ICU工作期间，李圣青整理医嘱并鼓励队员
记者：一开始医疗资源很紧缺，医护人员都是超负荷运转，您采取了怎样的举措来改善这种状态？
李圣青：刚开始的情况确实不容乐观。要24小时准备插管，但只有呼吸科、麻醉科的医生会插管操作，我们人员有限，不可能每个班次都能排到会插管的医生；也不是每个医生都会上ECMO，同时我们还有CRRT（连续肾脏替代疗法），会操作的只有2、3名医生。我们医疗队总共才30名医生，满负荷运转的时候，一天要上8个CRRT，所有的压力都压在我们重症ICU。
所以我就向同济医院副院长、院长光谷院区刘继红说明了当时的情况，并提出我们降低死亡率的方法就是成立插管小队、护心小队、护肾小队，建议把医院有限的力量组织起来，24小时排班，随时听命于重症ICU的指挥，遇到需要人手支持病人插管的情况就赶紧来，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病人能够得到及时的救治。这也就是我们总结的光谷院区“三大法宝”之一——多学科协作。
后来，插管小队成为国家卫健委表扬的先进集体，护心小队、护肾小队也都获得赞誉。我们探索出来的“华山模式”被作为样板向全国推广。
这个过程中我也一直要求，要把华山医院的JCI国际医院管理标准带到光谷医院去，提出口号——“把每个危重症病人像呵护初生婴儿一样来照顾”。初生婴儿需要24小时贴身照护，ECMO病人也一样。这些病人都是我一个一个亲自在管，就像对待“热恋情人”一样。有年轻人跟我开玩笑说，现在谈恋爱哪像这样24小时不离身，我说对待病人也要拿出这份热情来。
李圣青（左一）在和医护人员讨论患者病情
记者：作为队长，始终坚守在抗疫一线，您一定肩负着巨大的压力，您当时是怎样的状态？
李圣青：因为一直要操心，我经常“半夜梦中惊坐起”。我的手机始终是开着的，ECMO医嘱群、污染区的医嘱群，我随时都要看。我要求队员们，病人有情况随时上报。对于年轻医生和其他科室的医生，不能强求人人都会使用ECMO，但我要求他们时刻关注病情，及时在医嘱群里汇报，作为队长我及时给处置意见，他们遵照执行。
ECMO的医嘱群，时常半夜11点、12点我有指示，凌晨2点、3点我还有指示。半夜只要醒来，我第一时间就是看医嘱群，看病人有没有特殊情况需要处理。在光谷期间我的入睡一直是困难的，一直靠思诺思勉强睡几个小时，直到回到上海隔离结束，我的睡眠也都没有调整过来。
这段时间头发白了很多，刚到武汉的第一个星期嘴角起了一串泡。我吃不下饭，酒店给我们准备的食物我一盒都没有打开过。大家都知道我喜欢喝可乐，下午我从污染区出来的时候，就有护士一边喊我一边递给我一瓶可乐：“李队李队，‘肥宅快乐水’来了！”因为在污染区不可能吃饭，可乐是能够最快补充能量的。
这么大的压力之下，大鱼大肉我吃不下去，开水泡饭配咸菜最适合我，我的学生知道后，把他们的咸菜都贡献给我了。
李圣青工作照
记者：最危急的时刻，医疗队经历了怎样的考验？
李圣青：30名危重症患者，27人气管插管，2人上了ECMO，剩下1人在用无创通气，同时因为这个患者肛周脓肿，外科医生天天进去给他换药。当医生的有谁见过这种阵势。
华山医院的技术是经得起考验的，关键是要把水平发挥出来，还得超常发挥。最后一个阶段，我们病区发生了病人耐药菌感染，感控能不能做好事关最后的成败。但我有信心，我们华山医院感染科排名全国第一，我们的感染科教授专门负责此次感控，我对大家说：“我们的感染科不是用来相信的，是用来迷信的。”
拿出十足底气的同时，我的要求也非常严格。先给张文宏主任打电话沟通情况，接下来跟结束方舱医院救治工作后前来支援的张继明主任交代，让他拿出一整套流程，在早会上给大家培训，同时也发到各个医嘱群里。我自己认真学习了感控流程之后每天进污染区督查，不允许有丝毫疏忽。
一个多星期之后，复查结果显示，所有的耐药菌全部阴性了。你看，我们华山医院的感染科就是用来迷信的，我们的句号画完美了。
归来话初心：“坚定地做一名理想主义者”
2月27日，被华山医院第四批援鄂医疗队队员们称之为“最有成就感的一天”。经过9个昼夜的抢救，光谷院区ICU第一例ECMO治疗的危重症新冠肺炎患者转危为安，于这一天成功撤机；第一例气管插管接呼吸机辅助呼吸的危重症患者经过不放弃的抢救逐渐好转，也在同一天成功拔管，改用面罩呼吸。3月31日，医疗队圆满完成任务，一路高歌《我和我的祖国》回到上海。
记者：孙春兰副总理两次听取您的工作汇报，一次竖起了大拇指，另一次盛赞“华山医院不负盛名”。那一刻您的心情如何？
李圣青：我当时心里是很有底的，国家卫健委每天上报各个院区的死亡数据，光谷院区的数据比别的院区低一半。
第一例ECMO患者成功脱机后，我们的自豪感油然而生；第二次汇报时呼吸机脱机16例，ECMO脱机4例，这个数据多值得骄傲啊！春兰总理听闻后说：“华山医院不负盛名！”那一刻，我觉得我对得起华山医院了。
虽然我不是上医出身，但此次率队出征，我践行了复旦上医“为人群服务”的理念，发扬了华山医院红十字文化的救死扶伤、仁爱奉献的精神，做出了上医人、华山人的成绩，为上医和华山医院争光。
春兰副总理说“不负盛名”，说明我们华山医院原来就享有盛名，这些盛名是一代一代老教授们终其一生奋斗的成果，在我这里让它维持住，太不容易了。
3月8日，李圣青在同济光谷院区重症病房，通过视频连线向孙春兰副总理汇报工作，孙春兰向他们竖起大拇指
记者：您作为医疗队队长，同时还肩负着临时党总支书记的职责，在您看来，在这样的救援前线，党组织和党员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李圣青：当年我也是在抗击非典的战场上“火线入党”。党组织、党员无论如何都要做到最好，要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面对危险都得第一个上，都得往前冲。
援鄂期间，所有高风险的操作都是我和张静总护士长第一个上，她制定护理的流程，我制定医疗的流程。因为我非常清楚，如果不是我这样的“老司机”先上，而是让年轻人先上，一个是他们搞不懂哪个地方是关键，再一个万一他们被感染了，对于大家来说都是危险，不如我先上，更安全一点。之前央视新闻的一幅海报上，我的照片旁配上标语“污染区，我先进”，正是抗疫前线负责宣传的同事看见我们的真实情况之后总结的。
记得2月9日上午在华山花园草坪上，临行前，焦扬书记交给我一项特别任务：“对于武汉抗疫前线表现突出的医护人员可以发展火线入党，就像你当年抗击SARS火线入党一样”。我们党支部谨遵指示，援鄂期间华山医院第四批医疗队共有16名医护人员火线入党，其中“90后”党员有8名。
2月8日晚上10点，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90后”邹海医师主动报名去武汉，9日早上8点到我办公室递交了一份入党申请书：“请李主任在武汉抗疫火线考验我，我要向一名先进党员看齐，时刻以一名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10日晚上10点，他要求和我第一批进污染区收治第一位危重新冠肺炎患者。在前线，邹海主动要求只排污染区的班，不排清洁区的班，冲在了ICU病房高风险操作的最前线，采集咽拭子标本、调试呼吸机、深静脉置管、管理ECMO等等，这些工作常规操作就颇具难度，如今身着防护装备来进行，更是一种挑战，一个班次下来，全身被汗水浸透数次。
另一名火线入党的“90后”男护士秦伟成，当班时把队里发给他的糖果、面包带给自己护理的80多岁的老爷爷、老奶奶，怕老人家牙齿不好吃不下，就用温水泡软了喂给老奶奶吃。当班时一位老爷爷突然情绪失控，砸坏呼吸机和排风扇，秦伟成反应迅速，立即和另外两名急诊护士一起安抚患者配合治疗。为了防止老人家进一步伤害自己和其他患者，晚上又唱着歌儿哄老人家入睡，精心护理直至老人家病情好转。
这些事迹感动着我，也在前线时刻感召着其他的医疗队成员，“华山战队”也正是在这样的引领下克服重重困难、坚守到底。
记者：在前线，您身边有一批“90后”在和您并肩作战，您最想对他们说些什么？
李圣青：在这场战役中，我们华山医院第四批援鄂医疗队的全体队员发扬了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忍耐、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奉献的精神，成功克服了对新冠病毒的畏惧心理，实现了重症ICU病房建设和患者收治两者并举。
习总书记在给北京大学援鄂医疗队全体“90后”党员的回信中提到：“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援鄂期间，我不断鼓励大家：“一定要把这次战斗当作职业生涯的一次大的提升和挑战的机会，要当作对你们内心历练成长的宝贵机会。”
初到武汉时，我们医疗队的这些“90后”队员们上台发言讲述的是如何克服畏惧心理主动报名上前线；离开武汉时，他们上台发言讲述的是自己50多天的成长与转变：“当初如果不来武汉将遗憾终生，武汉抗疫是自己人生的高光时刻，是自己职业生涯的最大亮点。”
作为队长，我看到了队员们的成长，这是我最大的收获。
记者：作为两次参与抗击重大疫情的过来人，您对青年医务工作者和医学生们有什么寄语？
李圣青：一定要坚定地做一名理想主义者。既然选择做医生，就一定要坚定地做一名好医生，千万不要心怀杂念，只有这样人生才会充实，才有幸福感，才会觉得快乐，就像帮助了别人，自己就会觉得快乐一样。
其实这些话一点也不虚，一点也不空，这是我自己的切身体会，我帮助了别人，我就获得了一种充实感、幸福感。试想一下，如果当时我退缩、我害怕、我被恐惧战胜了，没有救治这么多人，我能拥有这样的充实感和快乐感吗？为什么我们华山医院第四纵队的队员都感到很骄傲，那是因为大家拿命拼出来的成绩摆在这儿。
对于复旦的医学生而言，大家拥有那么智慧的头脑，就应该肩负起更多的责任。
记者：您被授予了“全国卫生健康系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先进个人”称号，这个称号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
李圣青：名利对我来说都是浮云。就像我一开始冲上去也不是为了名利，我只是做了我该做的事情。如果我不去，我躲在后面，我这一辈子内心都会不安的。年轻的时候遇到非典，我作为小医生冲上去了；现在我成为大医生，如果在背后缩着，这不是我的风格。国家对我认可，我很感激，但有没有荣誉我都是一样做。
记者：隔离结束后，您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
李圣青：结束隔离之后就回到医院，赶紧复工复产。我也捡起了多年前就会的厨艺，给家人擀面条、包包子，发了朋友圈，收获一片点赞。
因为我看到生命的脆弱，所以体会到人生的宝贵。
平时我每天早晨6点半就离开家去医院，晚上经常11、12点才回去。中午一般简单吃个面条，或者吃我妈给我准备的盒饭，晚上经常要去讲课就在外面吃个饭，已经很多年没有像这样给家人做饭了。
结束采访时是晚上10点，此时李圣青正在杭州疗养，但疗养期间她也没有停下手中的工作，“早上起来改稿，一会儿接着改。结束疗养之后就立即回到医院。”
她说：“走上了这条路，就要一直这样走下去，这就是人生的常态。人生就是不断地选择，选择了从医，时间就要不断被工作所占据；如果选择享受生活，分分秒秒都能享受生活。怎样都能过一生，这是每个人不同的选择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