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建校115年科学报告会上，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为学子做了题为《不确定疫情下的防控决策》的报告。在他看来，中国疫情的控制在于采取了正确的防疫措施，除了三个饱和——饱和式诊断，饱和式治疗，饱和式追踪，还有全民参与抗疫。至于疫情的走向，答案是不确定。
疫情的走向是一个学术问题，答案是“不确定”
张文宏说，现在网上有很多关于新冠疫情的讨论，各个国家对于新冠疫情采取的策略似乎并不相同，而且结果也不同。在这种情况下，全球下一步怎么走？目前取得的不同的疫情防控成绩应该如何去看待？
“事实上这个问题从本质上来讲，是一个学术问题。”他说，“我给疫情一个‘不确定’的定语，因为谁也不知道这个疫情将来会向什么方向发展。”
他坦言，最近几十年，我们经历了无数次不确定性事件，但都没有这次的不确定性事件来得那么突然，那么超过想象，而且到现在为止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个世界会重启互通。
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结果？
第一个原因就是我们从来没有碰到过这样一个病毒，它的传播力如此之强，同时还具有非常高的病死率。根据最近一次疫情报告，可以看到全球的感染人数已经达到了450万，死亡人数接近30万，那就意味着它的病死率接近7%。这是什么概念呢？2003年的SARS，病死率是9%。但是它的传播率远超SARS。
对传染病的防控，不是医务工作者一个人的事情
张文宏说，这两天，他在跟哈佛、耶鲁等一流的公共卫生学院进行过一些学术讨论，讨论传染病防控数学模型为什么在一定条件下有可能会失效，英国学者对上海的预测完全就是失效的，因为“当中国武汉出现疫情爆发时，采取了封城的措施。今天回头看，觉得这次封城的决策实在太好了。”
他和美国的专家讨论时，达成的共识，就是要对病人进行饱和式诊断，中国在一月份就实施了全方位的饱和式诊断。其次是饱和式追踪，在中国，我们要对所有发现的病人进行饱和式的收入院。在武汉采取了一个非常有创造性的策略是方舱医院，几万张床位给所有发现的病人，最后的结果是什么？轻症的住在方舱，重症的住在医院病房，急重症的住在ICU，每一个病人都有地方住，轻症的病情有发展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他收治病房，这样就降低了病死率。
其次“调动所有人形成共识，进行社区隔离。”张文宏说，他和全球专家讨论时，都告诉这些专家，中国这次防疫的策略不仅仅是动员医务工作者，还有民众的科普、社区工作者的发动，事实上，在这次战疫当中，中国几乎每一个人都成为一个防疫专家。所以中国对民众的沟通，还有民众对防疫的配合、全民的投入，
要善于和国际专家对话。张文宏说，因为这次的抗疫，已经不是一个国家的事情了，中国哪怕把所有的病人都治好了，世界没有控制好也不算完。就像木桶理论，这个木桶里面的水到底能盛多少，是由最短的木板决定。
除此之外，上海采取多学科合作的模式，所有跟这个疾病有关的学科全方位介入，协同作战，这也是中国普遍采取的模式，中国最优势的医学资源集中在一起，努力把病死率往下面降。简言之，首先要创造所有机会让病人住院，不造成拥挤；其次，扩大所有的检测，把所有的病人都发现；第三，轻症、重症都入院，最后平均死亡率就开始降低了，这是中国降低病死率的秘诀。所有医学上的秘诀事实上都已经在这里了。
疫情中，面对着汹涌而来的疫情，独当一面，最辛苦的是我们的80后和90后
张文宏特地提醒，在这次疫情当中，最核心的力量发生了重大改变。在这个疫情之初，我们这些年纪比较大的医生都觉得，SARS的时候我们比较年轻，现在SARS再次来临，舍我其谁？但并非如此。
他展示了两张照片，一张是一位医生穿着棉袄戴着棉帽子在办公室椅子上睡觉。张文宏说，这是华山医院感染科的毛日成医生，这是80后，刚刚到武汉时，因为没有负压病房，所以待在病房里必须开窗，把感染风险降到最低，睡觉也只能把自己的棉衣穿好。另一张照片是一位露出了美丽的眼睛的护士。张文宏说，这是我们90后护士，就是这个年轻的90后护士，在疫情中，每天在病房工作至少4个小时以后才能换班，对体力是极大的挑战，“在这里我不得不说，90后、80后在这次疫情当中冲在第一线，我们每次讨论前浪、后浪的时候，其实没有什么前浪、后浪，前浪、后浪都是一个浪，大家都是构成我们这个社会的中坚力量。”
“我们很难再回到过去。”张文宏说，接下来如何做成为各国面对的重大问题。“今天，我们希望eradicate the virus，事实上在今年已经成为一个不可能的选择，我们唯一的选项是什么？live with the virus。中国要防止反弹。”冬天是否会再来，仍然未知。“而我们可以相信的是，中国在第一阶段取得了一些经验，在第二阶段的全球疫情当中，我们是有能力使中国的疫情得到控制。在疫情得到非常良好的控制的情况下，我们把中国的复工、复产、复市做得更加好，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要说的新常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