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建校115年科学报告会上，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为学子做了题为《不确定疫情下的防控决策》的报告。这其中，他透露，在与全球科学家针对疫情防控进行交流时，美国专家问他最多的两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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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新冠病毒感染者的病死率，跟SARS之间的距离仅仅只有2%
张文宏给了疫情一个“不确定”的定语。正如市里专家讨论会时候他说的，现在对疫情下一步走向进行精准预测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且到现在为止，依然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个世界会重启互通。
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结果？第一个原因就是从来没有碰到过这样一个病毒，它的传播力是如此之强，同时还具有一个非常高的病死率。
现在是2020年的5月份，根据最近一次疫情报告，可以看到全球的感染人数已经达到了450万，死亡人数接近30万，那就意味着它的病死率达到了接近7%这个水平。而2003年的SARS，它的病死率是9%，也就是说，新冠的病死率跟SARS之间的距离现在仅仅只有2%。
很多人说流感很可怕，传播如此之广，也造成很多人死亡，但是流感的病死率据美国的统计，基本在0.1%到0.5%之间。若按此来计算，现在新冠肺炎的病死率是流感的几十倍。
与此同时，它的传播率也远远超过了SARS，SARS到最后全世界的感染人数只有1万左右，现在全球已经有450万人感染新冠病毒，将来会不会达到千万的水平，目前也未可知。
中国抗疫：“击破”帝国理工学院模型
“今天回过头来看，武汉封城的决策做得实在太好了。”张教授说。
英国帝国理工学院的学者曾发表论文，为中国疫情发展的多种可能性建立了传染病预测模型，涵盖四种可能性。
其一是，什么措施都不做，上海最终可能有80万人感染新冠病毒。
其二是，如果只对武汉采取措施，上海“不动”，则上海最终感染人数可能达到20万人。
其三是，如果同时上海采取了一个非常厉害的紧急响应，严查严防，则最终感染人数可能控制在29000人左右。
然而，这一依据传统数学模型计算的结果，却被中国发生的现实击败了。目前上海本土病例数在350个左右。
对此，世界都很惊讶。
“最近我跟国际上的学术交流非常多，”张医生说，他与跟哈佛、耶鲁等一流的公共卫生学院相关专家进行过一些学术讨论，就是讨论了传染病防控数学模型为什么在一定条件下有可能会失效。最终，一系列数据带来比较有说服力的答案。
在同样一个疫情的全球防控过程中，为什么不同城市的防控策略最终会产生不同的结果，背后是什么样的科学支撑呢？
图表数据比对显示，上海病例中，包含从武汉输入的一代病例，以及其后的二代、三代病例。其中，随着病例峰值变化，全过程里二代病例产生的量非常少。
“可以说，我们的城市采取了一个非常好的防控策略，这个防控策略就是说要早起发现每一个病人，给病人进行了饱和式诊断测试，也就是生活对每一个输入的疑似病人进行饱和式诊断，对他所有密切接触的人进行饱和式的追踪，把每一个病人都找到，就有可能在这个疾病的非常早期把它防控住，所以我们这里二代病例、三代病例非常少，”张文宏教授说，把追踪做到最极致的时候，会取得你想不到的效果。
美国专家问得最多的两个问题
张文宏透露，两个问题是与美国专家讨论时，他们问得最多的。
一是，为什么对密切接触者的追踪能做得如此彻底？
二是，为什么在中国，大家真的能做到在家里待两个星期尽量不出门？
“我告诉全球的一些专家，英国的、美国的、澳大利亚的、法国的、整个欧洲的，还有加拿大的，我就告诉他们，中国这次防疫的策略不仅仅是动员医务工作者，还包括对民众的科普、社区工作者的发动、海关人员的参与等等……事实上，在这次战疫当中，中国几乎每一个人都成为一个防疫专家。”张教授说，此外，跟民众的及时沟通也成为这次防疫中一个非常大的重点。
“在这里，我要特别提一句，在这次疫情当中，最核心的力量发生了一个改变。疫情发生之初，我们这些年纪比较大的医生都觉得，SARS的时候我们比较年轻，现在SARS再次来临，舍我其谁？但是这次面对着汹涌而来的疫情，独当一面，最辛苦的，是我们的‘80后’和‘90后’。”
他这样总结，“我们每次讨论前浪、后浪的时候，其实没有什么前浪、后浪，前浪、后浪都是一个浪，大家都是构成我们这个社会的中坚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