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武汉2月9日专电（特派记者宰飞）战争，在这里不是一个比喻。我们的敌人——新型冠状病毒已经抢先发动进攻，动用了无数诡谲的手段。而我们面临着一场必须打赢的阻击战。
支援的队伍一拨又一拨冲上来。7日夜，来自上海的中山医院医疗队抵达前线武汉。一天后，他们即将接管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东院（以下简称人民医院）的两个重症病区。
从抵达，到战斗，留给医疗队的准备时间只有一天。此刻，战场形势如何，我方阵地坚固吗，弹药充足吗，伤员病情稳定吗？对于上海医疗队，这些信息还是未知。
兵家说，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他们必须在一天内，摸清敌我双方的情况。准确地说，不是一天，而是在几小时的换防时间内，了解一片陌生的战场。
2月8日，上海医疗队的护士团队在熟悉工作区域。 解放日报社特派记者 赖鑫琳 摄
“如果我说话思维混乱，请谅解”
8日傍晚，武汉天气阴冷。在人民医院7号楼一个房间里，除了沿墙壁摆满的椅子外，没有任何陈设。换防会议就在这个空荡荡的房间里举行。
房间四周，分别坐着四支队伍——当前驻防的人民医院，以及前来支援的三支医疗队，他们分别来自陕西、山东、上海。
这支上海医疗队共136人，其中30名医生、100名护士、6名行政人员，他们全部来自于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第一次进入未来的战场，本想合个影，但疫情迫在眉睫，队员们说，等等吧，等过一会换防会议结束了再拍。
在换防会议上，人民医院一位副院长说，过去十多天，每天最多睡2个小时，“如果我说话有停顿，或是思维混乱，请大家谅解。”说话间，他不时咳嗽一声，显然疲惫已极。
每个医疗队接管2层病房，共80张床。“山东医疗队负责5号楼8楼、9楼两个病区。陕西医疗队负责3号楼10楼、11楼两个病区。”人民医院一位负责人读着笔记本上的任务安排，停下咳嗽了两声。
“中山医院，负责5号楼11楼、13楼两个病区。”负责人接着给上海医疗队分配了任务。
上海医疗队领队——中山医院副院长朱畴文和他的战友们听到11、13两个数字，有些疑惑。“两个楼层不连着？那12楼呢？”有队员问。他们的疑问很自然，因为刚刚山东队和陕西队的两个病区都在相邻楼层。
在战场上，任何一个细节疏漏都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灾难。朱畴文立刻想到了许多问题，两个不相邻的楼层如何管理？两个病区的医生、护士能互通吗？如果不能互通，他们之间如何应援？
人民医院的一位副院长解释说，12楼现在仍由人民医院的医护人员在坚守，他们不愿撤出来。好在，11楼和13楼之间，医护人员穿防护服是可以互通的。
摆在医疗队面前更大的难题是氧气压力不足。一般情况下，医院需要使用氧气的患者数量不多，但这段时期，大量新冠肺炎患者需要同时吸氧，平时能够满足需要的供氧系统，这时候压力就不够了。疫情发生后，武汉不少医院都遇到了氧气压力不足的问题。有些医院已经在改造，人民医院还在想方法。
战斗将开始，不问清楚怎么行？
人民医院5号楼11层，这是中山医院医疗队第二天将要接管的地方。狭窄的过道里，一下子挤进了八九位普通话、上海话混用的医生和护士。他们查看每一间房间，清点每一样物资，把问题一个个抛向负责移交的人民医院同行。
勘查战场、与驻防的战友对接，这是中山医院医疗队投身战斗前的最后一步。他们需要尽可能了解战场和敌方的一切情况。
病区里通道狭小，人民医院原本只打算让每个医疗队派4名负责人来看一下，再转告其他同事。但中山医院的同事都觉得，光听人说怎么说得清，不亲眼看到怎么作数？在他们的坚持下，勘察场地的人员增加到了八九个。
人民医院的本意是让换防的战友过来认认门，熟悉一下场地。可认真的上海人要把一切都问清楚。时间太紧了，第二天他们就将在这里战斗，己方和敌方的状况要尽快摸清。
这里和上海有太多不一样，战时又与平时有太多不一样。中山医院医疗队队长、重症医学科副主任罗哲将要统管11楼、13楼两个病区，他需要向此前负责这个病区的人民医院王继春主任问明很多情况：11楼怎么去13楼？消防通道在哪里？患者入院流程是怎样的？现在两个病区里共有多少患者？有多少重症？重症患者能不能转到ICU？医生、护士的休息室分别在哪里？……
罗哲等几位医生跟着病区主任，而潘文彦、郑吉莉两位护士长则围着人民医院的一位护士长提问。防护服在哪里穿？医嘱系统怎么用？药是护士取还是有人送？面屏和护目镜同时戴吗？……她俩一边问，一边在笔记本上记录。
当医生、护士们在11楼了解战场的每一个细节时，作为这次战争的将领，朱畴文在楼外盘算着如何用好手上的兵——100名护士和30名医生。几人排一班好？每班几个小时？早上7点还是8点上班更合适？人员休息怎么安排？
直到晚上7点多，中山医院一行人才离开病房。
这时天色已暗，华灯初上。来时说要拍的那张合影，最终还是没有拍成。
新的战役第二天就将在这里打响。也罢，等黑暗过去，等迎来灿烂的光芒再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