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王安石、苏轼、司马光...... 他们为了黄河流向吵翻了天

作者:邹逸麟摄影: 视频: 来源:《复旦》校报发布时间:2019-12-04

北宋中期,政坛上经历庆历新政、熙宁变法、元祐更化和哲宗绍述等政治变革的动荡时期,各个集团为了政治问题互相攻讦。因此,水火不相容的两派在极力网罗力量时,主要是着眼于“趣向异同”“同我者谓之正人,异我者疑为邪党”,于是黄河的治理问题也成为不同政见者争论的热点,一派主张东流,则另一派必主张北流。

纵观历史,北宋前期对黄河的防治,应该说是相当尽力的,多次全面修缮黄河下游河道的堤防。但河患最终未能减轻的原因:一是汉唐以来黄河下游河道流经已近千年,由于长期没有决口,大量泥沙淤积在河床中,河床日久淤高形成悬河,如棣州“河势高民屋殆逾丈”。

二是黄河下游河道自孟州以下原为宽堤,洪水可在堤内游荡,但是到了下游澶(今河南濮阳市)、滑(今河南滑县东旧滑城)一段两岸有山体约束,河道最为狭隘,上游洪水到来,至此壅水,极易溃决。所以宋代前期河决大多在澶、滑境内。总之,由于自然原因,北宋前期河患频繁实属不可避免的事。

北宋历史上所谓东流不仅指嘉祐五年决出的二股河,也包括横陇故道和京东故道(即唐代以来大河,因流经宋代的京东东路而名),就是东北流经今山东、河北交界地区,至渤海湾南岸入海的,都称为东流。三次北流流经的具体地址虽有不同,大致上都在今河北中部滏阳河以东、南运河以西的范围里游荡,所谓“东行至泰山之麓,则决而西;西行至西山之麓,则决而东”。

东北流之争第一阶段是庆历八年(1048年)至嘉祐元年(1056年),但由于朝廷中对治河措施看法不一迟迟未能下决心治理。期间,欧阳修反对复河东流,认为“唯有疏浚北流之海之道,使之下流畅通,是为最适宜之策。”欧阳修之言符合当时实际情况,却因为“时宰相富弼尤主仲昌议,疏奏,亦不省。”

东北流之争第二阶段是嘉祐五年(1060年)至元丰元年(1078年),朝廷疏浚二股河“以纾恩、冀之患”。但两股分流没有使黄河得到安宁。司马光主张塞北流而主东流:“(张)巩等亟欲塞北流,皆为身谋,不顾国力与民患也”。宰相王安石主张塞北流回河东流:“塞北流而主东流,(司马)光议事屡不合,今令视河,后必不从其议,是重使不安职也。”。最终于熙宁二年(1069年)闭塞北流,但未几黄河即在堵口南面四十里许家港东决,“泛滥大名、恩、德、沧、永静五州军境”,熙宁四年七月、八月、十月黄河屡屡决口,到熙宁五年四月塞北流河道上诸口,东流二股河成。六月又于大名府夏津县决口。可见东流并不像主东流者所讲的那么安全,是塞北流以来,黄河从未安宁过。

东北流之争第三阶段为元丰四年(1081年)至元祐八年(1093年)。宋神宗维持北流,反对回河东流。太师文彦博力主东流。范百禄、赵君锡的实地考察与北流通畅的报告,朝中大臣中大部分已经知道大河不可再回为东流。但掌权的文彦博、吕大防等不顾事实,不顾河患之重,仍一味坚持东流。吴安持再度兼领都水使者,从之,河行东流。

东北流之争第四阶段为绍圣元年(1094年)至北宋末。因各方互相攻讦,时河工荒废,“东流堤防未及缮固,濒河多被水患,流民入京师,往往泊御廊及僧舍。诏给券,谕令还本土,以就振济。”人民深受其害。直至建炎二年(1128年)东京留守司杜充为阻金兵南下,人为决堤,遂使大河东南夺淮入海,开始了七百余年黄河夺淮的历史,黄河东、北流之争也就此告终。

综观有文献记载的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北宋固然是一个河患频繁的时期,北宋以前的西汉、北宋以后的元明清都是河患非常严重的时代,对社会经济和人民生活影响很大,故历代王朝对治河均极为重视。历代治河方略都会在朝廷中引起不同意见的争论。但如北宋那样,对治河不同意见的争论持续时间如此之长、治河策略的反复如此之大,与当时政局的动荡变化有如此密切的关系,实属罕见。

如果当时在朝诸臣能实事求是对待治河,修缮北流沿线堤防,加强防守,北宋一代河患不至于如此严重,河北人民也不至于长期陷于颠沛流离之苦,北宋王朝的倾覆也可能稍延时日。(本文由陈沛雪 据《北宋黄河东北流之争与朋党政治》摘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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