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1949年3月,上海解放是这年的5月。父亲有一次提到,我是在解放军的炮声中迎来了上海的解放。父亲和他的老战友余昕(父亲的入党介绍人,后任上海市化工局局长)商量后,给我取名 “解放”,一个很有象征意义和纪念意义的名字。大人们都亲切地喊我“小解放,小解放”。有的人一直喊到现在也没有改过口来。
我上托儿所之前的短暂时期是在我母亲的单位度过的。当时组织上派母亲接收“约瑟教养院”。上海刚解放,有大量流浪儿童需要政府接管收留和收养,约瑟教养院就负责收养教育流浪儿童,他们进了教养院后都成长得非常快非常好。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他们演出过一出话剧《刘胡兰》,这是我看过的最早一出话剧,也是在我幼小心灵里引起巨大震撼的一出话剧,刘胡兰英勇就义的舞台形象深深地植根在我心中,终生难忘。
我上的托儿所是湖南路上的“培新托儿所”(现已不存在),位于今天的296弄里。在托儿所里,阿姨老师们先要教每个孩子学会写自己的名字。我那时人小,“余”字马马虎虎、歪七扭八地写出来了,可是“解放”两字总是写不好。父亲迫不得已只好给我改名,但为了保留“纪念上海解放”的意义,父亲最终选择了笔划最少的“解放”谐音字 “甲方”作我的新名字,这下我很快就学会写自己名字了。而人家用普通话或上海话喊我,听上去也有“解放”音调在里面。
我5岁时,母亲病故了。而那年组织上已决定派父亲去北京中央高级党校学习。父亲把我带到北京,托大伯母代管,同时把我插进党校幼儿园的大班。这样,我第一次乘火车来到北京。最难忘的是到天安门广场时那种从未有过的激动,当时我情不自禁地欢呼跳跃起来。在培新托儿所的图画课上,我们无数次地怀着崇敬的心情描画着天安门的彩图。现在真正的雄伟的天安门就屹立在眼前,怎能不由衷地欢喜若狂呢!
父亲学习结业时,大伯母坚持把我留在北京上学。她选中了一所寄宿制的部队子弟学校。就这样,正值7岁上小学,我便开始了独立生活。初中我考取了北京学术和艺术氛围相当浓厚的百年老校汇文中学。1964年我在全国八个考区中以第一名考取中央音乐学院附中理论作曲学科,从高中开始走上专业音乐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