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名本科生平均要上2700节课，通过各种考试考核才能顺利毕业；而研究生中，数学系学生单演算每年要写掉50支笔芯；化学系的学生做实验每年要刷1300个实验试管……这是复旦大学统计的学生为学业奋斗的相关数据。
“在校园里，大家用踏实的奋斗完成学业，追逐梦想，学习就是奋斗。走出校园，学业变成事业，生活伴随生存，那么该如何奋斗？”
今天，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焦扬为即将离校的2019届毕业生上了最后一堂思政课，主题就是“为国奋斗，永久奋斗”。
焦扬说，每年的此时，身为大学老师，看着学生们离开校园放飞理想，心情总是特别复杂。所谓“慈母手中线，临行密密缝”，她选择为即将离校的学生上最后一节思政课，就像为大家的思想行囊缝上细密的针脚，让学校和老师们的嘱咐期望能够时刻伴随着学生。
奋斗是永恒的主题
在今天的课堂上，焦扬从1949年上海解放，复旦获得新生，一直讲到她自己1979年考上复旦大学，感受到校园里每个人都卯足劲，如饥似渴地学习知识，建设国家，来讲述复旦学生奋斗的故事。
她还为学生重讲了校史故事，1946年复旦回迁上海。老校长李登辉用各界人士和校友募集给他用于养老的三十余两黄金重修礼堂，被学校命名为“登辉堂”。次年建筑落成，李登辉为师生演讲，总结了“团结、服务、牺牲”的精神，而复旦精神自此而立。
新中国成立后，物资匮乏，复旦大学建设理科图书馆，当时的校长陈望道一起搬砖头，参与工程建设。1958年图书馆落成，陈望道和4500名师生员工一起义务劳动，一晚上就将几十万册书籍搬入图书馆。他还先后向学校捐赠2400余册藏书。
陈望道与全校师生、教职工及家属一同搬运书刊
已故的蔡祖泉教授只上到小学三年级，全靠自己奋斗创建了我国第一个电光源实验室，成功研制了我国第一只高压汞灯、第一只氢灯、第一只氪灯、第一只长弧氙灯以及系列节能荧光灯等众多“第一”，100千瓦的“人造小太阳”（长弧氙灯）被称为“争气灯”。他也被称为“中国爱迪生”。
蔡祖泉教授被称为“中国爱迪生”
上世纪50年代，为了改变沿海与内地医学教育布局不合理的状况，中央一声令下，402名当时的上海医科大学的教职工奔赴重庆。他们年纪最大的52岁、最小的仅16岁。他们创建了重庆医学院及附属第一医院、附属儿科医院。52岁的钱悳是国家一级教授、上医的副院长，组织找他带队，他没有丝毫犹豫就答应了。他去动员其他人，也是“一分钟就解决问题”。
时任中山医院副院长的左景鉴教授决心扎根重庆，毅然把位于上海复兴中路180多平方米的复式房子交还给公家，举家西迁。在重医附属儿科医院任副院长的石美森教授，小儿子出生后严重缺乏营养，患上佝偻病，石老师给学生讲营养不良的课程时，带着儿子给学生们示教，演示佝偻病的症状与体征。焦扬说：“去年10月，我去看望参与创建重医的上医老校友。整整一个甲子，他们奉献了自己的青春和一生，见到母校来人很激动，说得最多的是‘不忘上医，此生无悔’。”
奋斗也是当下年轻人的选择
奋斗的精神不止在过去，更是一种传承。
在思政课现场，焦扬谈到不久前她去宁夏西吉看望研支团队员，去陕西看望选调生并与他们座谈，了解学生在西部、在基层奋斗的点点滴滴，这带给她深刻的触动。
现场，即将出征的新一届支教队员也在课堂现场，当这些学生集体站起来时，所有的毕业生们一起热烈鼓掌。这些支教队员们说，他们将延续复旦研支团20年奋斗的脚步，继续用实实在在的行动改变当地群众的教育理念，传播先进科学的思想观念，用知识播撒希望的种子，激励山里的孩子们通过学习改变命运。
现场的学生还将掌声送给了材料科学系2019届博士毕业生胥博瑞。他的故事，生动诠释了什么是奋斗。
胥博瑞在2017年查出淋巴瘤，但他并没有放弃，先后承受了六次化疗以及干细胞移植，顽强与病魔斗争。患病期间，他坚持学术研究和论文写作。今年，他战胜病魔、顺利毕业，累计发表了14篇SCI论文，获得上海市优秀毕业生等多项荣誉。
“太受激励了！”经济学院本科毕业生韩志周现场听完课由衷地感慨。即将成为本科生辅导员的他说，“一定要把今天听到的为国奋斗的故事和背后的精神传递给未来的新生。”
即将加入华为，从事新型存储器研发工作的博士毕业生朱伟骅对1962级物理系校友们的故事感同身受，他说，前辈们面对赞誉所说的“我们都是微不足道的人，不过是在那个时候去了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做了应该做的事情”最是令他动容。
在朱伟骅看来，没有路的地方，可以靠不断克服困难、披荆斩棘而踏出路。这段过程，就是奋斗。
“以前一直把‘为国奋斗’看成是一个非常大的话题，但今天这些鲜活的例子告诉了我们奋斗究竟是什么。”中山医院临床医学五年制毕业生吴松阳说，“听完太受鼓舞了，切实感受到自己作为新一代的毕业生要承担起使命，要不断思考如何把自己的理想和国家的发展结合起来，不仅让自己变得更好，也要为国家做出更大的贡献。”
